安娜睁开眼的时候，头顶是那盏熟悉的旧台灯，黄铜灯座被岁月磨得发亮，灯罩上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灰。

窗外的法国梧桐刚抽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摇晃。

她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天花板上有几道裂缝，她记得。那年夏天漏雨，水渍从裂缝里渗出来，在天花板上洇出深浅不一的印子。后来王贵说要修，说了十几年也没修成，倒是她踩着凳子自己补了两次。

那是前世的记忆。

前世。

安娜猛地坐起来。

脑袋一阵眩晕，她下意识扶住床沿。触手是冰凉的铁架子床，不是后来那个掉了漆的木床。身上盖的是蓝白格子的棉布被，被角缝着母亲绣的记号——那是她上初中时母亲缝的，说是住校的时候不会跟别人弄混。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

十指纤细，骨节分明，皮肤光滑得没有一丝皱纹。

这不是那双做了半辈子家务、指节粗大的手。不是那双给王贵缝扣子、给孩子们补衣裳、在纺织厂干了十几年活的手。

她翻身下床，光着脚踩在地板上。木质地板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凉意顺着脚底爬上来。窗台上搁着一面圆镜，她走过去，弯腰看向镜中的自己。

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

二十岁。

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杏核似的，微微上挑的眼尾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秀气。眉毛细而浓，不用描画就黑得很好看。头发是天然卷，散在肩头，蓬蓬松松的，衬得一张脸只有巴掌大。

皮肤是象牙白的，细腻得看不见毛孔。嘴唇是淡淡的粉色，唇角天生微微上翘，不笑的时候也像是在笑。

安娜摸上自己的脸。

五十多年的岁月，五十多年的委屈和疲惫，都没来得及在这张脸上留下痕迹。

眼眶忽然有些发酸。

她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酸涩压回去。

窗外传来弄堂里的声音。有人刷马桶，“哗啦哗啦”地响。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过去。楼下邻居家的收音机在放评弹，吴侬软语咿咿呀呀地飘上来。

是1965年的上海。

安娜在床沿坐下，闭上眼睛，开始梳理脑海里的记忆。

前世的记忆清晰得像是昨天发生的。

她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姑娘，父亲早逝，母亲在里弄居委会做事，家里不算富裕，却也算是清白的读书人家。她爱看书，读完了中学，进了纺织厂做质检员。那年头女孩子能读到中学的不少，但她不一样——她读的不只是课本，还偷偷读小说，读诗集，读从旧书店淘来的外国翻译小说。

她想过去上大学。

但母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找个安稳的婆家才是正经。

然后媒人就上了门。

王贵。

记忆里那张黝黑的脸浮现出来。个子不高，壮实敦厚，笑起来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露出一截磨破的线头。

媒人说他“老实本分、铁饭碗、根正苗红”，是大学老师，前途无量。

母亲觉得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亲事。

安娜那时候也这么觉得。

她是读过书的女孩子，有精神追求，向往精神共鸣。王贵是大学老师，总该不是粗鄙的人吧？

后来才知道，大学老师也有从农村一步一个脚印爬出来的，骨子里的算计和精明，是读书也没能磨掉的底色。他娶她，是因为她是上海姑娘，有城市户口，能帮他在上海站稳脚跟。是因为她家在弄堂里有间房，不用他去挤集体宿舍。是因为她模样好，带出去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