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强走后，李家港回到书房。

车间里的日光灯已经灭了，福伯走之前只留了实验台上那盏小台灯，从走廊尽头望过去像一枚发黄的薄纸片。仓库的铁门被阿强从里面锁好，工具箱也归了位。那几张摊在实验台上的图纸被一颗旧螺丝压住，旁边散放着几枚刚测完Q值的拆机磁芯——阿强走之前把它们重新摆过了，不是按Q值高低排的，而是按能不能用来配粉重新分组，每一组用一条从报废变压器上拆下来的细铜丝绕成一束，搁在对应的磁芯旁边。这种活他向来不做在明面上，但图纸上的红线指到哪一头，他手里就已经备好了两套干法。

李家港回到书房，把门掩上。书房的窗帘没有拉，窗外九龙湾的夜色沉沉地压在水面上。远处货船的桅灯在黑暗中缓缓移动，速度慢得几乎看不出变化。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牛皮纸笔记本，在书桌前坐下。台灯的灯罩是老式的绿色玻璃罩，光线聚成一圈落在桌面上，把笔记本的封面照得发亮。封面上的牛皮纸已经磨得起了毛，四个角都卷了边，装订线是后来重新缝过的——白色棉线，针脚粗密不匀，显然是祖父自己动手补的。这道装订线他第一次翻开时就注意到了，但今晚再看，才看清那不光是为了补本子，是有人宁愿把散页一针一针缝回去也不肯让它散掉。

这本笔记本他已经翻过很多次了。每次打开，都是匆匆翻到某一页，找某个具体的技术参数或记载——磁芯配比、绕线参数、烧结曲线，看完就合上，像查工具书一样。今天是第一次，他从第一页开始，一字一句地读祖父写下的每一个字。

第一页。1937年10月。上海闸北。

祖父的字是漂亮的行楷，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都端端正正，看起来像一个有功底的读书人。但第一行字就让他愣住了——“今日闸北大火，铺子烧毁过半。幸模具与图纸已先行转移。此乱世之中，手艺乃立身之本。”

旁边夹着一张照片，已经泛黄卷边。照片上，祖父站在一台自制的收音机旁，表情拘谨但眼里有光。照片的背景是一间低矮的铺面，门楣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木招牌：“光宗无线电修理铺”。祖父身上的围裙口袋里插着三支不同颜色的测试笔，手里拿着的不是收音机成品，而是一块还在调试的电路板。

他翻到下一页。

“淞沪战事日紧。铺中收音机零件多被军队征用，留下几枚真空管藏于米缸中。今日有人来询问能否修理短波电台。余虽不精此道，然观其神色急切，遂应允。修理数日，终能收发电码。此人临行时告知余——‘此电台将用于敌后’。余平生第一次感到，手艺之事，亦可关乎存亡。”

李家港停下翻页的手。他把这一页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抬头看向窗外。祖父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过这件事——至少父亲不知道，福伯也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祖父曾经用他那双修收音机的手，修过一部用于敌后的电台。

他继续往下翻。1938年到1940年，祖父的修理铺在战乱中几经搬迁，从闸北到法租界边界，再到苏州河边的棚户区。每一页都有修理记录，字迹从从容的行楷逐渐变成了更急促的行书。修理铺的活计也越来越杂——收音机、发报机、手摇发电机的整流器、探照灯的控制开关。有一页上只写了几行字，却夹着一张很薄的纸，纸上是另一行陌生笔迹的签字：“兹收到光宗无线电修理铺代修之设备五台。经测试全部可用。此致谢忱。”没有署名日期，没有机构名称，只有一个被撕掉了抬头的落款，残留的笔锋严正如铁。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祖父的笔迹变了。不再是那种从容的行楷，而是一种更急促、更潦草的行书。有些字写得快带出了飞白，有些笔画的末端在纸上拖出了细长的墨迹。能看出是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下匆匆记下来的。

“香港亦陷。日人接管全港无线电器材行，余之修理铺亦被征用。今日被迫为日军修理通讯设备一部。夜深人静时，以棉被裹身，以手电照明，将倭军机密波段抄录于一纸片上。明日设法送出。”

“1942年3月。地下党的同志今日又来。他说前线急需一种轻便的短波电台，体积须小于日军现有装备，可装于背囊之中，电池须能用普通干电池代替。余夜以继日试制，屡败屡试。昨日终成。重量较日军装备轻三成，功耗降一半。他说这是香港造的第一台便携式短波电台。余问此电台将送往何处？他笑而不答，只握着余的手说：光宗同志，辛苦了。”

李家港把笔记本放在桌上。台灯的光照着泛黄的纸页，窗外货轮的汽笛声低沉地穿过夜色传来。一个他一辈子都没见过面的人——一个修收音机修了一辈子的老工匠——坐在上海闸北的铺子里，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修了一部电台。他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父亲在生意场上别人说他“固执”，其实那不是固执，是不肯弯腰。那是李光宗的血，流到了儿子的骨子里。而他现在坐在这间书房里，在同一盏台灯下读同一个笔记本——那也是李光宗的骨，流到了他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