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谈判在春夏之交陷入胶着。新闻里每天都是“双方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这类外交辞令，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坦诚”意味着分歧很大，“深入”意味着没谈拢。报纸头版上那些铅字印刷的外交措辞，落到街市菜档和茶餐厅的收银台上，就变成了另一种更直白的语言。

最先出现异常的是油麻地那家金铺。何老板在金铺柜台后面坐了大半辈子，见过金价涨跌、见过股灾、见过六七暴动时街坊们把金条藏在米缸里。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往常来金铺的客人大多是买金饰，结婚的金镯子、满月的金锁片、本命年的金戒指，讨价还价半天，最后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叠钞票。但最近一段时间，卖金饰的人忽然多了起来。有老街坊把压在箱底几十年的龙凤镯拿出来兑现，镯子上还缠着当年出嫁时系的红绳，红绳已经褪成了灰白色。有年轻人把父母传下来的金链子按克称重换成现金，链子上刻着祖父母的名字缩写，笔画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何老板一开始还逐笔登记，后来实在记不过来，干脆在柜台下面放了一个专门收金饰的铁盒，铁盒盖子上用粉笔写着当天国际金价。那个铁盒的盖子每天都要擦掉重写，每一次重写都是往上调，到后来连粉笔字都来不及改了，何老板只能用手指蘸着口水把旧数字抹掉，直接在铁锈痕上写新数字。

他给福伯打电话时声音里带着一种他这行当很少见的焦灼。他说他做了大半辈子金铺生意，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不是金价涨了，是人心慌了。金价涨了，持金的人会等更高点再卖；人心慌了，持金的人只想赶紧换成米和油。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来卖金饰的人里有一个老街坊，是当年在九龙仓码头和他一起扛过货的退休工人，把手上那枚戴了几十年的结婚金戒指退下来放在柜台上，说何仔你帮我称称有几重。何老板说这戒指是你老婆陪嫁的，你怎舍得。老街坊说老婆上个月走了，现在没人陪他戴这枚戒指了，不如换点钱给孙子买奶粉。何老板把戒指放在电子秤上，对着读数沉默了很久，然后按当天的最高金价给他结了现金。老街坊接过钱，把戒指上的红绳解下来揣进口袋里，转身走了。

慌的不只是金铺。超市的货架开始被抢空。先是白米和厕纸，然后是食用油、罐头、奶粉、白糖、盐。抢购的逻辑很简单——这些东西能放，万一真打起仗来，至少家里有米下锅。九龙塘街角那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姓陈，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几年铺子，从没见过货架空得这么快。白米的货架平时堆得满满当当，现在只剩最底下一层零散的几包，包装袋上还沾着不知谁在抢购时抓破的米粒，米粒滚了一地，被来来往往的脚踩成了粉末。厕纸的货架也快空了，只剩下几卷被挤到角落里的散装货。罐头的货架更是干干净净，连最不受欢迎的豆豉鲮鱼都被扫光了——平时这种罐头摆在货架最底层，落了厚厚一层灰也没人碰。

福伯有一天下午去街市补货，站在杂货铺门口看到排队的人龙从收银台一直蜿蜒到街角。队伍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阿婆，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衫，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钞票，脸上没有恐慌，只有一种被生活磨练出来的麻木。她们经历过日军占领、经历过战后物资短缺、经历过多次经济萧条，她们的逻辑很简单：天要下雨，米要备足。一个阿婆的塑料袋破了，米撒了一地，她蹲下来一粒一粒捡，旁边的人帮她扶着袋子。卖米的阿婶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喊——一人限购两袋，不要抢，还有货。但她的声音被后面涌上来的人群淹没了，货架上的米袋在不到一小时内被全部搬空。福伯把搪瓷缸夹在腋下，拎着抢到的最后两袋米回到传达室，把搪瓷缸搁在电话旁边，走到实验台前把这些见闻告诉李家港。他说他这辈子见过打仗、见过暴动、见过股灾，但从来没见过去超市买米要限购的。

李家港站在实验台前，看着窗外九龙塘街角那家杂货铺门口排起的长队。雨刚停，路面还是湿的，排队的人踩着积水，鞋底带起的泥浆溅在裤腿上。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如果港元真的撑不住，最受冲击的不是大财团——大财团有外汇对冲，有海外资产配置，有律师和会计师帮他们合法转移资本；真正被洗劫的是这些排队买米的人，他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储蓄，可能在短时间内蒸发掉大半，他们手上的钞票今天还能买两袋米，明天可能只够买一袋，后天可能只够买半袋。通货膨胀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它总是先击中那些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

他把阿强、楚梦瑶和小周叫到实验台前。桌上摊着那份沈嘉仪送来的专项评估报告，旁边是阿强标注了库存安全线的磁鼓底座剖面图，以及刘师傅刚整理好的紧急备料清单。他逐项看完，然后说如果港元真的持续贬值，创世纪要保证两件事。第一，所有工人的工资按时发，不因汇率波动克扣一分钱——这不是慷慨，是底线。工人的工资是他们全家买米的钱，克扣工资就是克扣他们饭桌上的米，这件事不管汇率跌到多少都不能碰。第二，租赁店的录像机月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现在全港几百家租赁店的收银台后面都贴着那张“风雨不改”的传单，如果创世纪在这个时候涨月费，等于亲手撕掉自己写的承诺。

小周在财务室里把未来几个月的工资预算重新核算了一遍。她把所有应收账款按回款周期排成一张大表，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风险等级——蓝色是稳定回款，黄色是可能延迟，红色是存在违约风险。颂帕和新加坡代理商的应收账款全部标着蓝色——曼谷的消费者现在认的是紫荆花，不管汇率怎么变，双声道录像机的需求没有萎缩。她核算完之后把表放在李家港的实验台上，说按当前的现金流结构，即使港元短期内贬值，正常工资和原料采购都不会受到影响。但她也指出一个问题：如果贬值幅度太大，进口原料成本会上升，利润空间会被压缩——从日本进口的显示管和集成电路以美元计价，港元跌多少，成本就涨多少。李家港说那就先把进口原料的库存锁住——让查厂长和观塘元件厂提前备料，把未来几个月的铁氧体粉末和铜线库存提前拉到安全线以上。

阿强接到任务后，当天下午就去了观塘。他没有坐巴士，是从九龙塘沿着那条他画过无数次地图的后巷一路走过去的。观塘后巷还是老样子，巷口堆满了隔壁五金厂废弃的冲压边角料，锈迹斑斑的铁皮在潮湿的空气里泛着暗红色的光泽。查厂长正在车间里亲自烧炉——隧道炉的炉温曲线贴在炉门旁边的记录板上，每一班都有操作员的亲笔签字。他听到阿强转述的李家港的原话之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他已经记了很多年的生产日志，在新一页写下一行字，开始逐项排列未来几个月的粉末备料清单。他说最近进口铁氧体粉末的价格已经开始涨了，供应商那边风声很紧——日本那边的报价单上每一批都在往上调，有些代理商已经开始惜售，想等汇率跌到底再出货。他说必须立刻把未来几个月的原料粉末全部锁定库存，阿强说那就照办。两个人在那间堆满碳膜沉积机和瓷片电容隧道炉的旧厂房里，用了整个下午逐项核对备料清单上的每一项原料。查厂长用他特有的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很用力的字迹写下最后确认的备料数量。阿强在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极简的库存周期图，标注了安全线和紧急补货线。

与此同时，方洁瑛在画室里给曼谷的颂帕和新加坡代理商各打了一个电话。颂帕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背景里还是那台视霸录像机正在播放的泰语节目。她说东南亚市场的订单暂时不受影响——颂帕说她这边的消费者现在认的是紫荆花，只要花还在，价格小幅调整他们能接受。但她也提醒如果港元贬值导致创世纪调整出口价格，需要提前和他沟通，他的租赁店也要提前调整价目表。方洁瑛说如果调整会提前告诉他。她又问曼谷那边的街坊有没有像香港这样抢米。颂帕说没有，曼谷的街坊不囤米，但有一个现象——最近来租录像机的人多了，因为大家都想录新闻，香港的新闻，想看看那边的局势到底怎样。方洁瑛挂掉电话后把这句“大家都想录新闻”记在经销商信用记录的备忘录里，在旁边用炭笔画了一个极小的启明星符号。她想，原来在最恐慌的时候，人们不是关掉电视机，而是更想看清楚正在发生什么。窗外九龙塘街角杂货铺门口的队伍还在缓缓移动，雨又下起来了，阿婆们撑起了花花绿绿的雨伞，伞面上印着各家银行的广告，已经褪色得看不清字。福伯从传达室探出头看了一眼天色，把搪瓷缸搁在电话旁边，走到车间门口对着实验台的方向提高了声音：“落雨啦——收衫啊。”声音穿透了注塑机的嗡鸣，在车间里回荡了几下。方洁瑛放下话筒，走到画室窗前把晾在外面的画布收了进来。画布是细妹画的——画面上是一辆巡回保养车在雨中缓缓驶过街角，车身上那朵紫荆花标志被雨水冲刷后湿漉漉地泛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