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秋。东京。

松本健一从松芝总部走出来的时候，下雨了。不是那种会下很久的雨，是东京秋天特有的一种——云很低，雨丝很细，落在西装上不湿，只在肩头留下一点凉意。他把风衣领子竖起来，站在大楼门廊下，看着雨丝在丸之内的街道上织成一张灰色的网。他刚从三菱银行签完那份个人债务延期协议回来。箱根的老宅保住了，代价是他在未来两年内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松芝在泡沫时期的任何投资决策。签完字的时候，对面那个年轻的法务部职员公事公办地说：“松本会长，这份协议对您是很好的安排。”很好的安排。他父亲在铁皮屋里焊接第一台收音机的时候，没有人给他安排。他自己安排的。用借来的烙铁，用冻僵的手指，用五千日元一台的价格，一台一台把松芝从名古屋那片被战火犁过的土地上焊出来。现在他的儿子被人安排——你闭嘴，房子归你。

“松本桑。”

一个声音从门廊另一边传来。不是日语。是广东话口音的日语。

松本偏过头。李家港站在三米外，手里没有伞。雨水在他肩头洇出两片深色的水渍，但他没有躲。他身后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灯在雨中一明一灭。

“你在这里等了多久。”松本问。

“没多久。”

“没多久是多久。”

“你进去多久，我就在这里站了多久。”

松本看着他。这个中国人，1984年在拉斯维加斯酒吧接过他钢笔的那个人，1990年在箱根球场上说“等你们输”的那个人，半年前在松芝总部二十三楼茶水间端着纸杯说“一亿五千万”的那个人——现在站在东京深秋的雨里，肩头湿了两片。

“我是来签字还债的。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松本说。

“不是。”

“那你来做什么。”

“请你喝一杯。”

松本没有回答。雨丝在两个人之间织成一张细密的帘子。丸之内的霓虹灯在雨雾中变成一团一团模糊的光晕，像有人把整个东京泡在一杯已经凉掉的威士忌里。

“去哪里。”松本终于开口。

“帝国酒店。你每次来都住那间房。”

“你怎么知道。”

“我住过你隔壁。1983年。”

松本没说话。他走进雨里，没有回头，没有看李家港有没有跟上来。但他听见了身后皮鞋踩在积水里发出的声音。那个声音和1984年拉斯维加斯凌晨三点酒吧门口的声音一样——两个亚洲男人一前一后走在没有人的街道上，中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整个八十年代。

帝国酒店的酒吧在负一层，灯光暗得像是在藏什么东西。吧台后面的调酒师是个老人，动作很慢，擦酒杯的手势像是在擦一件瓷器。松本要了一杯山崎十二年，李家港要了一杯白水。窗外是日比谷公园的树影，雨丝在路灯下斜着落下来，像无数根缝衣针扎进泥里。

“你父亲的老宅，保住了。”李家港说。不是问句。

“两年。用沉默换的。”

“两年够了。”

“够做什么。”

“够你想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