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香港。

消息传到创世纪总部的时候，是晚上七点二十分。

李家港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维港对岸的霓虹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圣诞节的灯饰还没拆，汇丰银行大厦外墙的灯带拼成一颗红色的星星，在夜空中一闪一闪。林知夏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翻译完的电讯稿。他的社交障碍让他没有说“圣诞快乐”，也没有说“出大事了”。他只是把电讯稿放在桌上，用手指在标题位置敲了一下，转身要走。

李家港拿起那张纸——“莫斯科时间晚七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于今日通过宣言，宣布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停止存在。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他把电讯稿放在桌上。窗外，那颗红色的星星还在闪。他想起的不是柏林墙倒塌那天的电视直播，而是更早之前——1961年，他还没有穿越，前世的他还只是个在图书馆翻旧报刊的大学生，读到过一张黑白照片：尤里·加加林从“东方一号”飞船里走出来，头盔上的苏联国旗在拜科努尔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人类的第一个太空人。那是苏联的黄金时代。现在那面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了。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是被坦克碾碎的，是自己降下来的。像一个在暴风雪里走了一辈子的老人，忽然在自家门口停下脚步，看了一眼门牌号，把帽子摘了放在台阶上，转身走进了黑暗里。

林知夏又转回来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这个患有轻度社交障碍的天才芯片设计师，平时能用一个手势表达的意思绝不会多说一个字。但现在他站在门口不走，说明他有话要说。

“苏联科学院。”林知夏开口了。他停了片刻，像一台老式电脑在加载一块特别大的程序。

“物理所、数学所、空间所、无线电工程所——那些地方，有很多科学家。他们在做一件事，做到一半，没有钱了。他们的工资发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在莫斯科街头摆地摊。卖苏联英雄勋章。十美元一枚。”

李家港转过身。勋章。人类第一个太空人戴过的那种勋章。苏联英雄勋章。金星形状的奖章，背面刻着获奖者的名字。加加林有一枚，科罗廖夫有三枚。现在这些东西在莫斯科的街头地摊上卖十美元。不到半箱万宝路的价格。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个师弟。”林知夏眼神飘向窗外。这是他在社交场合说出的最长一段话时的一贯习惯——不看着交谈对象，而是看向窗外——仿佛那些话不是在对人说话，而是在对窗外的某个没有感情的东西说话。“他是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现在在圣彼得堡的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他昨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用了研究所唯一还能打国际长途的那台电话机。他说研究所已经五个月没发工资了，暖气停了，实验室的温度比户外还低。他们组的首席科学家，七十岁，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做了二十年，上个月退休了。退休金折合港币——四十二块。四十二块港币，不够在中环吃一顿叉烧饭。他说如果创世纪实验室有位置，他可以带上所有没做完的量子阱激光器实验数据。不需要工资，只需要一间的实验室和暖气。”

李家港沉默了。窗外的霓虹灯还在闪，红色星星下的货轮拉了一声汽笛，像是在替他说不出的话回一声信号。

福伯受伤的腿那年，他扶他去诊所，福伯说“我不怕死，就怕自己没用”。那位七十岁的苏联科学家大概也差不多。他不怕冷，不怕饿，不怕退休金只够买一条黑面包。他怕的是那些在零下二十度的实验室里算出来的量子阱激光器数据，还没来得及装进任何一台设备，就被当废纸卖掉。被卖掉的不是勋章，是那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而买主已经出发了——不是他。是硅谷。美国人的猎头团队已经在莫斯科国家饭店包下了整整一层楼，面试从早上八点排到晚上十点。每个人十五分钟。不做笔试，只看简历。简历上只要有“导弹”“卫星”“反应堆”任一词组，直接发绿卡和合同。他必须比美国人更快。他必须比全世界的猎头都更快。

“我们还有多少间空置实验室。”李家港问。

林知夏报出一个数字。

“准备接收。”李家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沈嘉仪的号码。“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明斯克。立刻派人过去。不是猎头——带面包、药品、暖气设备和一份体面的聘用合同。告诉那些科学家，实验室温度可以调到恒温，住宿安排在大学旁边，家人一起接来。不要让他们排队。”

他挂了电话。林知夏还站在门口。外面的同事开始低声而迅速地行动起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宣布独立，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独立公投已在计划中，没人知道接下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他们只在做一件事——打电话。查航班。查签证。查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明斯克还有哪些研究所还没有被硅谷的猎头扫过。

“那些数据。”林知夏忽然开口，这次没有停顿，声音很轻。“量子阱激光器。半导体异质结。他们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做到了我们还在画图纸的阶段。如果那些数据被卖到硅谷——我们落后不止三年。是十年。但如果那些数据被带到创世纪实验室——”

“加上你的架构，加上松本的芯片设计。”李家港接住他的后半句话。

林知夏点头。不需要再多说一个字。他们两个人都明白，芯片的底层不是硅，不是光刻机，是数学和物理。是那些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穿着大衣、戴着羊毛手套，在黑板上写满偏微分方程的老人。他们写完一整面黑板，手指冻得握不住粉笔，就用橡皮筋把粉笔绑在食指上继续写。粉笔断了就换一根，橡皮筋松了就重新绑。现在他们愿意把这些黑板上所有的方程全部装进一个硬盘里，带到香港，带到深圳，带到创世纪实验室恒温的洁净室里。条件只有一个——不要让他们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