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用指尖沿着密封圈的橡胶表面摸了一圈，闭上眼睛，感受橡胶的弹性。那是一种很细微的触感——在零下三十度冻硬过的橡胶和从来没冻过的橡胶，硬度差了不到百分之一。但他的指尖能摸出这百分之一。他在大衣里裹了一整夜的不是密封圈，是他做了五年的实验。他的指尖记得每一个密封圈应该有的硬度。

李家港站在无尘室外面的观察走廊里，透过双层钢化玻璃看着这一切。沈嘉仪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人员清单——三十二位前苏联科学家，五个城市，七个研究所。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基辅到明斯克，从新西伯利亚到深圳。行程上万公里，经停四个国家，用了包机、货机、火车、卡车四种运输方式。所有合同全部执行完毕——全部采用恒温实验室、家人同行的标准聘用方案。

“全部到岗。”沈嘉仪的声音很平，像是在汇报一笔已经交割完毕的跨境并购。“所有设备和实验数据同步到位。科洛廖夫的MBE今天下午可以通电调试。库兹涅佐夫已经确认液氦冷却泵完好——包括他裹在大衣里的那套备用密封圈，一个都没冻裂。”她顿了顿，“李生。你这次一共花了不到硅谷猎头们三成的开支——但他们只招软件工程师。你招了全苏联最好的半导体物理学家。”

李家港没有回答。他看着无尘室里那些穿着白色无尘服、正在调试设备的科学家——科洛廖夫在教深圳本地的年轻工程师怎么操作MBE的控制面板，他的手势很慢，每一个按钮都先用手指指一下，再用俄语说一遍，等翻译翻成中文，然后才按下那个按钮。阿尔费罗夫在黑板上画了一组偏微分方程，写完之后把粉笔搁在粉笔槽里。

那截粉笔是全新的，大概八厘米长，但他只用了一毫米。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节省粉笔，不是因为粉笔不够用，是习惯。库兹涅佐夫已经把密封圈全部检测完毕，现在正坐在实验台前，用右手捂着左手手背——不是因为冷，无尘室里恒温，也是习惯。

他在基辅的储藏室里裹着旧报纸写报告时就是这样的姿势，这个姿势帮他完成了极低温量子阱光增益谱的测量。现在他用同样的姿势在写新的实验计划，左手的无名指上还套着那个橡皮筋，橡皮筋另一端系着一支全新的自动铅笔。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是他自己系上去的。

“芯片的底层是什么。”李家港忽然开口。

沈嘉仪没有回答。她知道他不是在问她，是在自言自语。

“是数学。是物理。是那些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用绑在手指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写了四年偏微分方程的人。是那些用大衣裹着液氦泵密封圈在零下三十度实验室守一整夜的人。

是那些用石墨条在白纸上记录光谱线波长小数点后第三位的人。他们不是废铁——他们是全世界最强的‘大脑’。你刚才说硅谷的猎头只用了我们三成的钱。

但他们招不到这些人。因为他们只招写代码的。我们不招写代码的——我们招在黑板上写偏微分方程的。代码会过时。偏微分方程不会。”他转过身，从观察走廊走向他自己的办公室。

“把他们的数据和我们的工艺整合——从基础物理到芯片制造，全部打通。没有他们，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抗衡硅谷。现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