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香港。

李家港和沈嘉仪从婚姻登记处走出来的时候，天在下小雨。不是那种会把人淋湿的雨，是香港春天特有的一种——雨丝细到在半空中就化成了雾，落在西装上不湿，只在肩头留下一点凉意。他穿的不是新西装，是平时上班那件深灰色毛料西装，袖口的扣子有一颗颜色略深，是因为去年那颗扣子掉过，沈嘉仪找了全湾仔的纽扣铺才找到一颗颜色最接近的缝上去。她今天穿的不是婚纱，是一套裁剪利落的深蓝色套装，翻领上别了一枚胸针，紫荆花形状。她没有说出来，但他知道那枚胸针是方洁瑛放在她梳妆台上的，用一个小小红色丝绒盒子装着，盒盖内侧用铅笔写了一行字：“1995年。春。给你。”

没有仪式。没有宴席。没有宾客。婚姻登记处的职员认出他来，强作镇定地核对了两人的身份证，声音有一点点发抖。沈嘉仪签完字，把钢笔放回桌上，用很平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数字就是我的仪式。”她做了十七年跨境并购，签过上千份合同，每一份合同的最后签名栏都是一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今天这份合同不需要小数点。这份合同是她这辈子签过的唯一一份不需要风险对冲的协议。

他们走出登记处，方洁瑛站在街对面的叮叮车站台上，手里撑着一把旧伞。伞面是素色的，边缘有一道很细的紫荆花图案，是她自己画的。她从站台上走下来，穿过细雨，把伞递给沈嘉仪。然后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幅画，不大，大概两尺见方，用牛皮纸包着，纸外面绑着一根麻绳。麻绳的结打得整整齐齐，是她惯用的那种死结——不是蝴蝶结，是水手结，越拉越紧的那种。画背面有一行字——“同根。紫荆花和银杏。”沈嘉仪接过伞，两个人的手指在伞柄上碰了一下——她的手指很凉，方洁瑛的手指也很凉，在三月春雨里，两个人的体温竟分不出谁是谁。

回到家里，李家港拆开那幅画的包装。画面上是两棵树，并肩而立，根在地下紧紧缠绕。和他多年前在方洁瑛画室里见过的那幅《银杏与紫荆》一样，但多了一棵小树苗，在两棵大树之间，刚破土，还没有分叉，只是一根嫩绿的茎顶着两片小小的子叶。他知道那棵小树苗是谁——是他们的孩子。方洁瑛没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孩子，但她画出来了，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早。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画挂在客厅正对着沙发的墙上。挂好之后往后退了两步，看了看水平——没有用水平仪，但他的眼睛就是水平仪。十五年来他在每一个工地上看地基、看钢梁、看混凝土的养护温度，他的眼睛比任何仪器都准。那幅画挂得一丝不差。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沈嘉仪。

“1995年。春天。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去名古屋，看松本健一的第四根线。第二件，去你父母坟前，告诉他们——你结婚了。不是嫁给创世纪集团，是嫁给那个在信贷部柜台上故意翻开图纸等了很久的人。”

沈嘉仪低下头，没有回答。十七年来她的泪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张合同上晕开过墨迹，但这一刻她侧过脸，看着窗外细雨中模糊的维港。那枚紫荆花胸针被春雨映出一点淡淡的银光。她想起方洁瑛在叮叮车站台上递给她这把伞时，麻绳结打在牛皮纸上发出很轻的嗒一声，像是画里那两棵树的根在泥土深处又缠紧了一圈。她不知道，很多年后，那棵小树苗会长成另一幅画——画她的孙女，用太阳能驱动的画画机器人，在紫荆花下画芯片。但那幅画还要等很多年。此刻窗外只有三月的细雨、对岸正在拔节生长的浦东总部大楼钢梁、以及方洁瑛在画背面写的那行字，正在用一种比所有合同条款都更精确的方式，把他们三个人——不，四个人——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