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二月七日，周六，早上七点半，山顶大宅饭厅。

天刚亮透，维港上头浮着一层薄雾，渡轮的汽笛隔着一层雾传上来，闷闷的。长桌上摆了一碗面，两只菜心，一只煎蛋，蛋边煎得焦黄。筷子搁在碗沿上，摆得端端正正。

去年这个时候，饭厅夜夜摆两桌，应酬的请帖堆满门口的柜。今年柜面干净，只压着几张贺卡，都是从厂里、从写字楼送上来的，没有一张带衔头。

汤底是阿姐昨夜就吊起的，面今早现落。方洁瑛解下围裙，在他对面坐下。

“去年九月，正日子那晚，你在会议室。”她说，“福伯煮的面，你食了三口，纽约的电话就到了。六十岁的人，一碗长寿面都食不安乐。今日补，不赶时间，慢慢食。”

李家港坐下，捞起一箸面。葱花浮在汤面上，是三十年前天台上那碗的做法。那一晚的灶是砖头砌的，风一吹，火苗贴着锅底跑。

“淡了。”他说。

“你三十岁那碗是我煮的，盐放重了，你话好食。”方洁瑛往碗里添了半勺汤，“六十岁，盐要少食。往后的日子长。”

“《风暴中的灯》呢？”她又说，“博物馆的人来问过两回价，我没卖。”

“不急。”他说，“好画等得起地方。”

她把碗边一粒葱花拈走：“落昼我返画室，新幅画画到第七稿。”

李家港看她一眼：“慢慢画。”

走廊那头传来手杖点地的声音。福伯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站定。

“少爷，长命百岁。”

“福伯，坐。”

“我企一阵。”福伯望着那碗面，“面要食晒，先算数。你阿爷开厂嗰阵，全厂得一部电话，装在账房，响一声，成条街都听见。你而家公司一日的电话，多过佢一世。”

李家港把面食完，连汤底。

福伯从怀里摸出一只旧信封，推过桌面。封皮上两个字，少爷。

“六十大寿，我都要封利是。”他说，“两张十蚊纸，一九七八年版。你接手间厂嗰年印的，我留咗三十一年。”

信封里两张十蚊纸，纸边磨圆了，洗得发白。李家港看了两眼，折好，放进西装内袋。袋里还有一张折了几折的纸，是十月里那张。

福伯看着空碗，点了一下头。走到门口，他停了停，回头。

“少爷。”

“嗯。”

“三十一年前，你接手间厂嗰晚，都系落雨。好多人话你顶唔顺。”福伯把手杖顿了顿，“第二日看你食得落两碗饭，我就知你顶得顺。”

李家港起身，把他送到走廊口。

“落昼过来，食橙。”

上昼九点，书房。

秘书送进来一只托盘，托盘上三样东西。

第一样，一份传真。一本美国财经杂志的年度富豪榜，初稿，请本人核对。初步排位，全球第十一，华人第一，估身家二百三十亿美元。杂志想派摄影队来山顶拍照。

秘书站在桌边：“李生，全香港几多人挤破头，都上唔到呢张榜。”

“去年榜头嗰排人，今年剩几个？”

秘书翻了翻附页：“一半都唔到。雷曼之后跌落去的，榜上都唔肯印名。”

“覆八个字。”李家港把传真翻过去，“榜单照登，不用核对。”

秘书笔快，记下了。他又补一句：“再帮加八个字，榜年年换人，牌子三十年先算数。”

“影相嗰样呢？”

“拍厂，唔拍屋。”

秘书应了一声，走到门口又被叫住：“榜单嗰页，留低。”那页纸留了下来，压进了抽屉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