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愣在当场。

“你说什么？”

安娜在饭桌前坐下，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子倒了杯白开水，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动作不快不慢，看不出半分局促。

“我说，我不嫁王贵。”

母亲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饭桌前，一巴掌拍在桌上，搪瓷杯子里的水晃了晃，洒出几滴。

“你胡说什么？王贵是大学老师，吃商品粮的，家里成分好，人又老实本分。这样的条件你还挑什么？你以为你是资本家大小姐啊，还想嫁个少爷？”

安娜没接话。

前世母亲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那时候她被母亲的焦虑和哭诉压得喘不过气，半是妥协半是认命地点了头。这一点头，就是一辈子的委屈。

这次不一样。

她把搪瓷杯子放下，抬起头看着母亲，声音平平静静。

“姆妈，您坐下，我跟您算笔账。”

母亲被她这个态度弄得一怔，下意识就坐下了。

安娜伸出手指，一根一根地数。

“王贵是农村出来的。他家里几个兄弟？四个。姐妹呢？两个。爹妈都健在，奶奶也还在。这一大家子人，以后要不要他帮衬？他大哥结婚、二哥盖房、三哥娶媳妇、小弟念书，几个姐妹嫁人要不要嫁妆？爹妈老了要不要人养？”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安娜没给她插话的机会，继续往下说。

“他现在是大学老师不假，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块。上海的开销您不是不知道，两个人过日子的花销，能剩下多少？剩下的够贴补多少亲戚？他不贴补，老家人骂他没良心；他贴补，我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

“咱们家就我一个女儿，结了婚难道不该住咱们家的房子？他那边的亲戚隔三差五来上海，住不住咱们家？吃饭要不要钱？走的时候要不要给带东西？您想过没有，这笔账一年到头是多少？”

母亲脸上的怒色褪了一些，嘴唇动了动。

安娜放下手指，语气依然温和，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这还只是钱的事。他那样的家庭，婆婆大姑子小叔子一大家子人，我嫁过去能不受气？我受了气您能替我做主？还是让我忍着忍着忍一辈子？”

“姆妈，您总说‘安稳最重要’。可您说的安稳，是让我嫁过去受一辈子气的安稳？”

母亲被这一连串话说得答不上来，半晌才憋出一句：“你这孩子……你听谁说的这些话？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里是这个样子？”

“您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安娜端起搪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

她当然知道，前世那些亲戚的嘴脸，她可是一个不落地见识了三十年。三十年，足够她把这些账翻来覆去算好几遍了。

母亲沉默了。

她是个精打细算的上海女人，最擅长算账。安娜说的那些，她不是没想过，只是被“大学老师”“铁饭碗”的光环迷了眼，不愿意往深了想。如今被女儿一条条摆出来，就像一盆冷水泼在脸上，浇了个透心凉。

可她还是不甘心。

“那……那你说怎么办？你今年二十了，再不找婆家就晚了。往后好条件的男人越来越少了——”

“那我就先不找。”

安娜站起来，把杯子放在桌上，“厂里最近有支援青岛建设的名额，我打算报名。”

“青岛？”母亲霍地站起来，“去那么远的地方？你疯了？上海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去青岛干什么？”

“去见见世面，也躲躲清静。”

安娜说完这句话，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安家姆妈在家吗？我带着王贵老师过来了——”

媒人的大嗓门隔着门板都听得清清楚楚。

安娜和母亲对视一眼。母亲的脸色复杂，还没想好怎么应对，安娜已经走向门口，不慌不忙地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男一女。

女的四十来岁，烫着短卷发，穿着一件花衬衫，手里摇着一把蒲扇，笑得一脸褶子。这是弄堂里有名的媒人周阿姨，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方圆几条弄堂的亲事都有她的手笔。

男的就是王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