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靠在宿舍床头，手里捧着一本书，目光却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上。

下午下班时赵红梅递给她一封信，发件人落款是王贵。

信搁在枕头边上，已经放了三天。

不是不敢拆，是不想脏了眼睛。

赵红梅替她拆了，念了几句，全是王贵的解释——说那天来厂门口闹事的二哥二嫂是他老家的远亲，不是他支使来的；

说他对安娜的心意是真的，让她别误会；说他不介意她在青岛，愿意等她回上海。

安娜听完，把信拿过来，果断撕了丢进垃圾桶。

“你就这么厌恶他？”

赵红梅小心翼翼地问。

安娜没有回答。

但她也不想再被他扯上关系了。

前世的记忆像一本被翻烂了的旧账，一页一页地在她眼前展开。那些她以为早就过去了的事，原来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记得七七年秋天。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炸响在整个中国上空。安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检验一批棉布。她的手抖了一下，把放大镜掉在地上，镜片磕碎了一个角。

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只有她知道自己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

高考。

这两个字对她来说，比什么都重。

少女时代的安娜是上海弄堂里最会读书的姑娘。

她的作文贴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展览过，她的数学卷子被老师拿去别的班当范本。她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大学，念中文系，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

后来父亲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早点工作赚钱才是正经。

她含着眼泪进了纺织厂，把大学梦压在心底最深的角落里，一压就是好几年。

（这里和电视剧不一样，安娜是没有考上大学才嫁给王贵的，这里稍作修改）

机会来了。

她翻出落满灰尘的旧课本，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那些公式和课文，陌生又熟悉，像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她抚摸着泛黄的书页，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那时候她正怀着二胎，肚子已经显怀了。

白天在厂里站八个小时，下了班回家带女儿安安，做饭洗衣收拾家务。

等王贵和孩子们都睡下了，她才能点起那盏小台灯，在饭桌上摊开书本。

王贵一开始没说什么。

后来他开始有动作了。

安娜闭上眼睛，把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压回去，可它们还是涌上来了。

那天晚上，她刚把课本翻开，王贵从卧室里走出来，“啪”地一声把灯关了。

“浪费电。睡觉。”

屋子里一片漆黑。

安娜坐在饭桌前，握着笔的手僵在半空。她听见王贵趿拉着拖鞋走回卧室的声音，听见床板咯吱响了一声，然后就是如雷的鼾声。

她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摸黑从柜子里拿出那盏煤油灯，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豆大的火苗在灯罩里跳了跳，勉强照亮书本上的一行字。

王贵第二天把煤油灯也收走了。

“孩子明天要早起，你点着灯她睡不着。”他说得理直气壮。

安安在里屋小声说：“爸爸，我睡得着——”

“小孩子别插嘴！”

安娜没有跟他吵。她拿着课本走出家门，坐在楼道里，借着楼道里那盏昏黄的灯泡看书。灯光暗得像鬼火，她把书凑到眼皮子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楼道的风从破了的窗户灌进来，冷得她直打哆嗦。蹲久了腰酸得像是要断掉，她扶着墙站起来活动一下，又蹲下去继续看。

孕吐上来的时候，她捂着嘴跑到楼下的公共厕所，吐完了又回来，接着看。

凌晨两三点，整个筒子楼都睡了，只有她一个人蹲在楼道里，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猫。

那时候她跟自己说：忍一忍。考上就好了。考上大学，一切都好了。

她太天真了。

王贵不只是关灯收煤油灯。

有一天晚上她正在看书，王贵忽然把安安从床上抱起来，塞到她怀里。孩子又哭又闹，她哄了半天也哄不住，等孩子终于睡着了，天也快亮了。

“你看什么书？”王贵站在卧室门口，脸上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带孩子才是你的正事。”

安娜抬起头看着他，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不耐烦。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