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陆续走进车间的时候，李家港已经在仓库最深处蹲了快一个小时。

他没让人跟着。不是不需要帮手，是在见所有人之前，他得先自己摸清家底——到底有多少东西还能用，多少东西只能报废，多少东西被遗忘在角落里，连福伯都不记得了。车间外面的脚步声和交谈声隔着仓库的铁门隐隐传来，偶尔有人拉高嗓门问一句“少爷呢”，然后被福伯压低了声音拦住。他听见福伯说了句“在里面，别吵他”，然后脚步声就散开了。

他面前是四只发潮的纸箱，堆在货架最底层，旁边是几台报废的注塑机模具和一整卷发霉的帆布。纸箱上的标签已经看不清了，雨水打湿过好几次，墨迹洇成一团团模糊的灰蓝色。但从灰尘的厚度来看，它们至少被遗忘了五六年。最外面的纸箱底部已经有轻微的塌陷，纸板受潮之后又干了，变得像风干的树皮一样脆硬。

他把最上面那只纸箱打开。里面是一堆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稍微一碰就碎成几片。他把碎报纸拨开，露出来的东西让他停住了手。

收音机旋钮。

不是父亲后期用的那种廉价塑胶钮——那种旋钮是1974年以后为了压缩成本从台湾订的货，模具粗糙，刻度线上的白漆用几个月就会剥落。这是更早的产品，在他很小的时候，李家的收音机上用的就是这种。金属底座，铝制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胶木外壳，表面磨得光滑温润，每个旋钮的顶部都刻着精细的防滑纹路——不是后来的那种简单的直线纹，而是一种交叉菱格纹，手指拧上去摩擦力刚好，不滑不涩。他拿起一个对着从高窗泄进来的天光细看，铝座边缘还留着车床切削的纹路，每一道都匀称工整，显然是手艺极熟的师傅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这种旋钮在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电子业曾经很流行。那时候香港的收音机厂有五六十家，每家的旋钮都是自己做的——不是因为日本买不到，是因为自己做的反而更讲究。后来日本货越做越便宜，塑胶旋钮的成本只有铝座胶木钮的三分之一，这种老工艺就慢慢没有人用了。到1978年，全港还在用这种旋钮的收音机厂，大概一家都没有了。

他把旋钮放回纸箱，心里记下：这批旋钮有大概两百只，够第一批产品用的。短期内可以省掉开新旋钮模具的费用。

第二只纸箱里装的是电路板基板。六十年代的环氧树脂板，单面覆铜。他把基板翻过来检查铜箔面，有些边缘已经开始氧化，铜面上出现了斑斑点点的暗绿色铜锈。但大部分板面的铜箔还是光滑的，手指摸上去平整如镜。他拿起来掂了掂，比现在市面上通用的纸基覆铜板重得多——纸基板轻，但电气性能差，介电常数不稳定，高频信号上去衰减得厉害。这批老式环氧板的成本无法跟日本货竞争，但如果只做短期的应急生产，用来做第一批量产机的电路板，电气性能足够撑住。

第三只纸箱最大，塞满了各种规格的漆包线。铜丝、铜包铝、还有几卷颜色发乌的早期铝线。他拿起一卷铜丝对着光线看了看线径，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线皮。铝线那一卷已经被淘汰很久了——氧化严重，表面发乌，几处线皮剥落的地方能看到白色的铝锈粉末。剩下的铜丝有几卷表面漆皮发脆，指甲一刮就翘起一小片，但最底下那几盘用油纸裹着的铜线还是好的。他把油纸拆开一角，扯出一截对着高窗的天光看：线径均匀，漆皮完整，在手指间弯曲的时候柔韧有力，绕中周足够用。

他把几盘好铜线搬到一边。心里默默算了一下：这些铜线够绕至少五百只中周变压器。如果阿强能把绕线圈的成功率提上来，一只变压器对应一台收音机，五百只就是五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