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只纸箱让他停住了手。

这只箱子比前三只都重，搬的时候铁皮搭扣刮在货架角上，发出一声刺耳的锐响。他打开箱盖，里面是一套完整的收音机模具。外壳模具、旋钮模具、喇叭罩模具——三副模具，每一副都涂过黄油，虽然油已经干了，在型腔表面结成一层半透明的蜡状硬壳，但模具的型腔面上依然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油膜，用手指擦开蜡壳，下面一点锈都没有长。显然在装箱之前，装箱的人用了心思。

他把模具翻过来，对着光看了看底座。底板槽的排位干净利落，流道和浇口的布局看起来像是用直尺比着画出来的，连螺丝孔的避空都留得丝毫不差。这种模具整条街都找不出第二副——不是设备的问题，是手艺的问题。六十年代没有数控机床，模具全靠钳工一手一锉做出来，型腔的精度全靠手上的分寸感。做得好的师傅全香港就那么几个，而做出这套模具的师傅，水准不在任何人之下。父亲当年花了大价钱请人做这副模具，后来为了腾地方把它塞进仓库最里面。塞进去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它还能重见天日。

李家港把模具放回纸箱，站起来。纸箱旁边靠墙立着一台被帆布盖住的机器——不是注塑机，是一台旧的手动小型车床。他把帆布掀开，三爪卡盘还稳稳地夹着一截未车完的铝棒，铝棒截面的车削纹路清晰可见，像一张还没有画完的图纸被永远停在了最后一笔。他蹲下来看了看车床的铭牌——英国货，1958年出厂，比他父亲还早开始做工。他转动卡盘，夹爪缩紧又松开，动作还算顺滑。导轨上的油已经干了，但锈迹很浅。

“这台机器，”他回头问跟在身后的福伯，“是谁用的？”

福伯蹲下来，把车床底座的锈迹用抹布擦了一下。抹布是干的，擦过的地方露出底下的灰色铸铁，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老油膜。“阿强。少爷你不知道，阿强刚来厂里的时候才十六岁。他在技校学的是机械，后来才自学的电子。这台车床是他最宝贝的家伙，去年厂里没活干，他每天晚上在这台车床上削铜件——不是做产品，是做练习件。他说手艺不能生，生疏了再捡起来就难了。”

“他递辞职信了？”

“递了。在我这里，我还没批。他不敢直接递给你，早上才塞到我手里的。”福伯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这孩子不是不想留。他妈有肾病，每个月要洗两次血，一次四百，一个月光药费就八百。他爸跑远洋的，在印度洋上修柴油机摔伤了腰，现在在码头做散工，一天挣不了几个钱。日本人的厂开三倍工资，他不是想去——是被逼到墙角了。”

李家港没有说话。他把那只铝座旋钮放回纸箱里，站起来看着那台车床。车床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整整齐齐挂着一排车刀，从粗车刀到精车刀按刃口宽度排列，每一把都磨得锃亮。木板左下角用铅笔写着几个小字：“用后归位。阿强。”

他在仓库里站了一会儿，听见车间那头隐约传来福伯招呼工人的说话声、工作鞋踏过水泥地的摩擦声、有人拖拽铁凳的尖锐声响。他从前世的记忆里翻出类似场景的无数片段——在实验室里带着研究生清理一台闲置了三年的数控机床，拆开防护罩发现导轨上的油膜还没干透，是上一个使用它的工程师封存之前上了一层新油；在自动化产线上翻找旧料架，从最底层拉出一箱被遗忘的高精度伺服电机，铭牌上的出厂日期比研究生年纪还大，但绝缘电阻测出来还是新的。很多东西不是不能用，是被放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位置。把这些被遗忘的东西重新放回牌面上——这就是绝境翻盘的第一步。他弯腰把散落在货架边缘的两盒电容器拣回纸箱，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转身推开了仓库的铁门。车间的日光灯管在他头顶一阵明灭，福伯召集起来的二十几张面孔在实验台前稀稀落落地排开，有人交头接耳，有人靠着机器抽烟，后排几个老师傅还在往门口张望，像是在等他身后还能走出什么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