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李家港去了一趟工商注册处，把新产品名称正式登记为“星辰ST-101”。

注册处的柜台在旺角一栋老式商业大厦的三楼，走廊里弥漫着油墨和旧纸堆的味道。玻璃窗后面的女职员接过他填好的表格，看了看产品名称那一栏，抬头看了他一眼。新注册产品名称她一天要经手几十件，大部分叫“金豹”、“皇冠”、“好运来”，偶尔有叫“挑战者”的已经算特别。她把表格翻到下一页，用钢尺压住边角，在名称审核栏盖了个章，念叨产品名称时嘴角弯了一下，说“这个这个还怪好听”。李家港接过回执，道了声谢，转身出门。

他没有直接回工厂，而是绕到码头边，在长堤护栏上坐了一会儿。办完名称登记之后心里反而多了一层沉甸甸的东西，不是压力，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做下去时才能感觉清楚的东西——那张图纸上画出来的是这间厂还能走多远的底牌，而写进注册处档案里的是祖父当年从上海带到香港的那个念想。维港的海风带着咸腥味吹过来，对岸中环的高楼在午后阳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几艘货轮正在卸货，吊臂缓缓转动，发出低沉的机械声响。海面上有渔船在收网，引擎突突地响，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白浪。

他坐在长堤上，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祖父的“科技救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前他觉得这四个字就是一句口号，一个老人对时代的不甘。但读完了整本笔记本——从1937年闸北大火到1950年香港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从战时的密电码到战后的技术笔记——他才明白那不是一句口号，那是一个手艺人一辈子的行动纲领。祖父在上海闸北开修理铺时，“科技救国”是把手艺练到极处，让人离不开你。在日本人的刀尖下，“科技救国”是把密电码藏在煤球里，用命去换情报。战后在香港，“科技救国”是把晶体管技术引进华资工厂，在一家家拒绝他的厂商面前坚持劝说，直到有人愿意听。三辈子人，三种不同的“救国”。核心从来没有变过——核心之物，必出于己手。

他把笔记本放回公文包，站起来，沿着长堤往回走。路过一家文具店时，他看到橱窗里摆着一排彩色铅笔——铁盒装的，二十四色，从大红到群青到天蓝，整整齐齐排成扇形。橱窗玻璃擦得很亮，阳光打在铁盒上，反射出一小片斑驳的光晕。他站住了。那套彩色铅笔让他想起了仓库里那些灰色的机器、灰色的外壳、灰色的元件，和一个在天桥下用紫荆花图案画扇面的女人。他推门进去，买了一套二十四色的彩色铅笔和一叠素描纸。

回到工厂，他把纸和笔放在实验台上，没有告诉任何人。阿强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弯腰拣起最上面那支天蓝色铅笔，对着灯看笔身上的色号，问了一句：“你买这个干什么？”

“画图。”

“电路图用彩铅？”

“不是电路图。”他把一张素描纸铺开，用铅笔在上面画了一个收音机的外壳轮廓——就是图纸上那个ST-101的侧面轮廓，圆角过渡、流线型腰线、喇叭罩在上半部、旋钮和刻度盘在下半部。画完之后他拿起那支天蓝色的铅笔，在轮廓内部轻轻涂了一层底色。“是外壳的颜色。天蓝、落日橙、象牙白——要让人隔着马路就能看到，知道这不是进口货，但比进口货更漂亮。”

阿强凑过来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在几种颜色之间来回扫视，把天蓝铅笔放回去，又把落日橙那支抽出来在纸边试了一道轻痕，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在脑子里把外壳配色和模具排位过了一遍。“天蓝配白，”他用手指点了一下图纸上喇叭罩的位置，指着紫荆花图案的预留区域，“这里如果底色是天蓝、图案是白色，注塑工位要反过来——先注白色紫荆花，再注天蓝底壳。两次注塑之间模具要换位，对位误差超过一丝，紫荆花边缘就有重影。”

“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