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上午九点的阳光从高处的玻璃窗倾斜进来，在水泥地面上切出一道明暗分明的界线，把整间车间割成两半——靠窗那一半被照得发白，铁屑和灰尘在光线里缓缓翻飞；靠里这一半笼在阴影里，只有实验台上方吊着的老日光灯管在一明一灭地跳闪。注塑机已经重新启动，螺杆旋转的嗡嗡声从车间深处传来，夹杂着模具开合的清脆撞击声。方洁瑛站在实验台旁边，隔着几步远看着阿强和李家港在讨论什么，她不太确定自己该站在哪里——这里到处都是她不认识的东西，工作台上摊开的图纸画满了她看不懂的线条和符号，空气里那股机油味比她在铁门外闻到的更浓。

但奇怪的是，这间工厂并不让人难受。机器是旧的，但每一台都在运转，发出均匀的嗡嗡声。地上有油渍，但工作台擦得干干净净。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互相喊话，语气粗声粗气，隔着一张车床喊过来像在吵架，但喊的内容却让她想起隔壁阿姨给自己送被子的口吻——“螺丝刀递一下”、“你这块板焊得比我好”、“午饭放在传达室了你再不去就要凉了”。她注意到角落里有个学徒模样的男孩从工具柜上拿走了一把扳手，随手放在工作台上，走了两步又折回去，把扳手挂回墙上钉着的工具架。扳手下方的木板上用铅笔写着“用后归位”，字迹很稚嫩，但挂回去的动作做得极自然，像是已经成了本能。

“你进来。”李家港对她说，“我带你看看工厂。”

方洁瑛把画稿收进布袋，跟着他往里走。穿过装配区的时候，她注意到几个坐在长条工作台前的女工，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块绿色的防静电胶垫，上面焊着密密麻麻的元件。坐在最靠窗位置的那个年轻女工左手一直扶着板边，右手把烙铁尖点进一个极小的焊盘里，松香的烟雾在指尖缠了一圈，她吹开的时候睫毛跟着轻轻动了一下。这个动作让方洁瑛想起母亲劈丝线时屏住一口气的样子。路过一台正在往外吐天蓝色外壳的机器时，旁边一个老师傅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小截布袋包着的扳手塞给旁边一个年轻学徒，说“三号扳手，用完了挂回老地方”。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这是福伯，”李家港指着一个端着搪瓷缸的老人，“厂里资格最老的。”

福伯朝方洁瑛点点头，茶杯里冒出的热气氤氲在他满是皱纹的脸前。老人没多说什么，只是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另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搪瓷缸，那缸子显然不是随手拿的——缸身外侧的红字已经磨得只剩轮廓，但内壁被擦得发白，一点茶垢都没有。他倒了半杯热茶，放在她旁边的工具台上，没有说话，只是把搪瓷缸往她面前推了推。茶很烫，一股老普洱的浓香在空气里散开，她闻到那股茶味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好久没想起的一个细节——自己刚到香港时在茶餐厅后巷捡的半截茶叶罐，那一次她在巷子里蹲了半个钟头，第一次觉得香港的茶和苏州不一样。苏州的茶是碧螺春，淡得发甜；香港的茶是老普洱，苦得发厚。

“这是阿强，你见过了。”

阿强已经在实验台前站定，正低头拨弄着什么，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嘴里含糊地“唔”了一声算是招呼。方洁瑛注意到他手指很粗，关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印，但绕线圈的时候每一圈都稳稳当当落在预定的位置上，比针线活还细致。线圈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参数，有些是数字，有些是她看不懂的缩写，每一行工艺说明旁边都附了一段用铅笔画的分解手势图——图中的那只手画得不算好，但指尖的力度方向标得很清楚，每一根手指的弯曲角度和线圈匝数一一对应，能看出画的人很想把动作讲明白。这种“一笔一画都要教会别人”的劲头，她太熟了——她在天桥底下教偷渡来的细妹抓毛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要做的，”李家港指着那台正在运转的注塑机，“是让这台老机器能做出双色外壳。你的画稿给了他们一个目标——不仅要能用，还要好看。”

方洁瑛站在车间中间，看着周围忙碌的人。那些机床的声音、机油的味道、工人们的汗味、工具碰撞的脆响，都让她想起小时候跟着母亲去苏州的织造作坊看绣娘们刺绣。明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东西——织机和注塑机、丝线和铜线、绣花针和电烙铁——但她心里的某根弦被触动了。绣娘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坐在花绷子前，旁边的凳子上放着针线盒和一杯凉茶，一坐就是一整天。外面的人只看到绣片上那些漂亮的花，见不到绣花的人手指磨破了贴胶布、胶布磨破了再贴一层。而在这里，阿强手指上被烙铁烫出的旧疤痕和女工们指尖上缠着的同一款发黄的胶布，都像是她小时候在绣坊里见过的那种手。

“在想什么？”

方洁瑛回过神来，发现李家港正看着她，手里拿着一个刚注好的外壳样品，天蓝色，还没有装喇叭罩，只是一个素壳，像一张没有五官的脸。

“以前，在苏州，”她声音不大，但车间里的噪音似乎没有压住它，“我跟我娘学苏绣。绣花的时候，最难的是配色。有一百多种线，颜色差一丝，感觉就全错了。”她看着阿强手里的铜线，那截深红色的铜线在他指间绕过线圈骨架的转角，发出一声极细的摩擦响。“他绕的那个东西我不懂。但我看他绕它的样子——手要稳，呼吸要轻，每一圈的力道要完全一样，有一圈绷紧了，前面几十圈就白费了。跟我娘劈丝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