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团在宝安县停留的第三天，行程表上只印着一行字——“上午自由交流，下午两点返程渡轮”。李家港提前和方工约好，把整个上午都泡在了无线电厂那间由储物间改建的新实验室里。陪同的只有方工和他的两个徒弟——小廖和方敏。小廖负责做记录，方敏负责操作新调来的那台上海产示波器。方敏把探头夹上一枚刚绕好的中周变压器，示波器屏幕上跳出一条平稳的正弦波形，Q值读数停在七十八，纹丝不动。小廖在旁边飞快地记下测试条件——绕线匝数、铜线线径、测试频率、环境温度。这两个年轻人在方工手下干了好几年，从苏联老式示波器一直用到这台晶体管新机器，对中周变压器的脾性摸得比任何人都透，但Q值八十那道门槛，他们试了上百次，始终跨不过去。

“我们用的铁氧体粉末是广州供应的，成分分析报告显示氧化锌含量在百分之十二左右，”方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化验单，“配粉我们是按你上次建议的比例调的，但每次烧出来的磁芯Q值都不稳定——同一炉里的磁芯，有的能到七十八，有的只有六十几。我一直怀疑是炉温不均匀导致晶粒生长速度不一致，但我们没有足够精度的控温设备来验证。”李家港接过化验单仔细核对了粉末目数和氧化锌百分比，然后把单子还给方工，从公文包最底层抽出那份烧结炉改造示意图，铺在实验台上。

“氧化锌提两个百分点——从百分之十二提到百分之十四，”他用铅笔在图边缘写下新的配比，“烧结峰值温度保持在八百八十度，但最关键的是保温结束之后的降温速率。你们现在的炉子没有强制降温装置，是靠自然冷却。自然冷却在八百八十度到六百度的区间内降温速率大约是每分钟八到十二度——太快了。磁芯内部在这个温度区间正在形成晶界，降温一快，晶界处就会产生微裂纹，Q值直接掉到七十以下。解决办法是在炉膛外围用耐火砖和石棉板搭建一个隔离腔，延缓自然降温的速度，把降温速率控制在每分钟三度左右。降到六百度以下再拆掉隔离腔，让炉子自然冷却到室温。”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阿强在创世纪车间里反复试验后画的那张隔离腔搭建示意图，图上标注了耐火砖的堆叠高度、石棉板的层数和每层的厚度、隔离腔与炉膛内壁之间的最佳间距。方工接过图纸，对照着自己实验室里那台电炉在纸上重新标注了耐火砖和石棉板的规格，每一处都反复核对了好几遍。

“石棉板我们只有四块，从广州开会带回来的，一直不舍得用。”方工把图纸递给方敏让她按比例放样，然后转头看向李家港，“如果先搭一个小的隔离腔试试效果，石棉板够不够？”

“够。先用两块石棉板做内层，外面用耐火砖堆支撑墙，砖缝用耐火泥填充。先试一炉，成功了再考虑砌永久炉。”

方敏把放样图铺在实验台上，用游标卡尺测量图纸上的间距标注。小廖在旁边把方工和李家港的对话一字不漏地记在实验记录本上，每一行都工工整整。记录本的前半部分是他之前记的磁芯试烧失败分析，后面密密麻麻是他自己推算过的热电偶修正值和温度曲线草图，有些数据被反复涂改后又重新标注，纸页已经起了毛边。他在记录本最后一页画了一张表格，把李家港刚才说的氧化锌比例、烧结温度、保温时间和降温速率逐项填入表格左列，右列留空——他打算等下一炉试烧结果出来之后，把自己的实测数据填进去做对比。

“李生，”方工在烧结炉改造图旁边把所有注记逐条敲定了位置，放下游标卡尺，摘下眼镜揉了揉被镜架压出痕迹的鼻梁，重新戴上。他走到窗边，背对着所有人站了片刻，然后转过身来，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坐在实验台旁边的人才能听见。

“你第一次来宝安的时候，我不敢问。这次你来，我还是犹豫了很久——但还是想问。你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图纸、参数、培训、设备。你自己在香港被人围猎、被人断供，好不容易从泥里爬出来，换成别人，会把技术锁在保险柜里。你图什么？”

李家港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方工桌上那只已经不冒热气的搪瓷缸端起来，对着灯看了一眼缸身上的红字——字迹已经褪得几乎看不清，但可以看出和福伯那只搪瓷缸一样都是工业学大庆时代的老物件。他从公文包里拿出祖父的笔记本，翻到1942年香港沦陷时的那几页。

“我爷爷叫李光宗，1937年在上海闸北开无线电修理铺。淞沪会战那年他用铺子里的零件给军队修短波电台，修好之后那人告诉他——这电台将用于敌后。他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手艺之事也可以关乎存亡。1941年香港沦陷，他被日本人征用去修通讯设备。每天深夜他用棉被裹着身体、打着手电筒把日军的机密波段抄在纸上，卷成火柴棍粗细塞进煤球里送出去。”他把笔记本往前翻了几页，指着1943年的那一页，那一行字力透纸背——“此乃此生最有意义之修理。”

“他在笔记本扉页写了四个字——‘科技救国’。这不是一句口号。他活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靠修电台送情报践行这四个字。我父亲接过了他的工厂，从晶体管收音机做起，每年拿利润去投研发，被同行嘲笑是发烧烧坏了脑子。他在码头出事那天，怀里还揣着一张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