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笔记本翻回到中间一页——那里夹着父亲出事那天揣在口袋里的那张皱巴巴的运货单。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粘着，上面印着柜号和船期，旁边有父亲用铅笔写的几个字——“交耀华货，五百台。”

“我接手工厂的时候，手里只有这笔八十七万的债、几张法院的破产通知书和这本笔记本。现在你问我图什么——我图的就是这四个字。”他把手按在笔记本扉页上。

“这几年内地改革开放，你们在宝安划经济特区，从零开始建工业园。你现在有电炉、有示波器、有从广州带回来的石棉板。你们缺的不是脑子，不是手，是那几百次失败换来的具体参数——是那些在论文里被一笔带过的细节。我把这些参数给你，不是因为什么事。是因为我爷爷一句写在沦陷时期笔记里的话——‘核心之物，必出于己手’。我爷爷等了半辈子终于等到战后，自己买道林纸重写那本笔记本最后一页；我父亲等了很多年，在码头出事前一天还跟福伯说要等儿子回来把厂交给他。以后还会有人在别的港口等别的货，在别的渡口等别的船——他们不必是在等我，但只要还是等核心技术，这些数据就应该在他们手里。”

方工站在窗前，听完了这段话。窗外是宝安灰扑扑的低矮厂房和正在涨潮的零丁洋，海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实验台上那张烧结炉改造图的纸角轻轻翻动。方工摘下眼镜，用袖口慢慢擦着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镜片上没有灰，他只是需要手上有一个动作来压住眼睛里的东西。

“李光宗，”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从窗台边拉过一把旧椅子，在实验台对面坐下来。他把手边那本笔记本翻到扉页，看着上面印的李家港祖父的影印件——“科技救国”四个字的笔锋已经有些模糊，但飞白的痕迹还在。“我父亲也是修无线电的。他在广州解放后给部队修了好几年缴获的电台，后来被调到宝安筹建无线电厂。走的那年我刚考上大学，他把自己的万用表留给我，说以后用得着。那只表现在还在——在隔壁实验室的抽屉里，指针有点卡，每次用完要用手敲一下表盘才回零。”

他把李光宗的笔记本合上，放在旁边那叠烧结炉改造图旁边，和新贴上去的手写教学大纲夹在一起。然后他拿起桌上那枚Q值七十四的变压器——这是上次李家港离开宝安后他做出来的第一批自产中周。磁芯烧结的火候不够均匀，但绕线的匝数分布已经相当规整。他把这枚变压器在手里转了一下，Q值七十四的磁芯在新贴的烧结曲线图旁边微微反光。窗外零丁洋的海面被正午的太阳照成一片均匀的灰蓝色，波光在远方的岛屿轮廓间跳跃，几只渔船正在退潮的水道里收网。

“你这次留下这么多东西，按规矩我应该给你签一份接收证明，列入编外教员的设备捐赠登记。但我不准备给你开。”方工的声音依旧平静，但语速比平时慢了许多，“这一次我不写正式技术转让协议，不写接收单，不在任何对外文件里提创世纪这两个字。所有图纸全部留档在无线电厂内部教学资料序列，按内部设备调拨管理。”他把李家港留在实验台上的新绕中周样品和那枚Q值对照变压器一并收入教学示教套件，在标签栏和附页里注明校准日期与适用课程编号——这些字是用他随身携带的那支旧钢笔写的，笔尖刮过标签纸发出极细的沙沙声。“你回去以后，要是有人查，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里放着什么。”

李家港把聘书翻到最后一页。学员名册已经开始填上新的名字。他把聘书合上，放进公文包里，和没有标记的牛皮纸袋放在一起，没有说话，向方工伸出手。方工握上去时摇了摇头——不是拒绝，是那种已经不需要用握手表达什么的手劲。

小廖从记录本上抬起头，手里还攥着那支抄了厚厚一沓数据的铅笔，对着表格右列那片留空看了片刻，然后把本子合上。方敏把示波器探头从新绕好的中周上取下来，线圈在拆离夹具时在骨架上轻轻弹了一下。

“上海有一家研究所，上个月派人来问过我们自产变压器的进展。”方工重新戴上眼镜，拿起桌上那本贴着零件标号的教学器材登记册，用钢笔在扉页的教研记录背面落下一个日期，没有写接收事项，只注明“校准比对基准件更新”。“他们现在接到一批进口小型计算机，但没有精度够高的配套检测设备——外商只卖主机，不卖调试工具。你把示波器从那批教学仪器里剥出来，用单独的木箱装，走珠江口岸。我徒弟小廖的哥哥在珠江口驳船上做过几年大副，岛上岛外几条小码头的吃水线他全摸过，知道哪条窄水道退潮时还能走浅底趸船。到时候让麦叔跟他对接。”

李家港在笔记本行程计划那一页找到对应的课程时间，在小廖名字旁边注上他哥哥可以对接的船期窗口，然后把夹在笔记本后半部分的一张折好的纸从中间摊开。那是阿强在创世纪车间里整理的一页中周磁芯材料成分表，上面除了主配方，还列了好几种因原材料替换导致Q值波动的实际案例。他把成分表放在示教套件旁边，告诉方工这份表上每一批替换料都做过全套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