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接下来的半年里，李家港以“教学仪器更新”和“旧设备报废替换”的名义，陆续向内地运送了好几批精密仪器——信号发生器，用来替代宝安实验室里那台旋钮都对不上刻度的老旧机器；光谱分析仪，用来检测铁氧体磁芯粉末的成分纯度；还有一台从日本进口的小型计算机，主机只有两个抽屉大小，但运算能力足够跑磁芯烧结的有限元仿真。每一批设备都有一套完整的外部合规记录和内部调拨文档——从入库编号到报废审批到教学调拨，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签名和日期。船期照例排在麦叔带徒弟进港补给的航次节点上，和正常货运航班混在一起，从外观到流程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麦叔的航海日志封面夹层里，那张旧船票背面现在已经有七道用铅笔画的线。每一道线代表一次完成转运周期，画得极直，和他父亲当年拉锚链时养成的习惯一模一样——老爷子说，大海是弯的，但人要画直的线，因为船回来的时候全靠这些直线找到港口。细妹有一次趴在传达室桌上，把那本航海日志翻开对着灯看，问她能不能也画一道。麦叔把他的大手覆在小女孩的手背上，带着她在那排线的最下方，画了第八道。这一道比其他七道短一截，是给下一批待发的信号发生器的。

苏工程师是上海一家研究所后来专门通过方工联系上的人。上海那家研究所，方工在广州开会时曾听过他们关于铁氧体材料磁导率温度稳定性的报告，知道他们正在攻关一套从日本进口的小型计算机——外商只卖主机，不卖配套的调试工具和存储扩展模块，国内找不到精度够高的检测设备来调校外围电路。方工给李家港寄了一份信，信里没有写“运输”或“设备”之类的字眼，只说“苏工托我问你，上次那种教学用的频率计还有没有多余”。信纸是从他那本实验室记录本上撕下来的，边角有一个被示波器探头压出来的圆形印子。李家港看完信，当天晚上就在书房的设备清单上找到了几台刚从车间替换下来的频率计和一台信号发生器，用铅笔在备注栏标注了“教学调拨，宝安转上海”。第二天早上，他把清单交给福伯，说了句“这批提前排”。

麦叔在内河码头交货时第一次见到了苏工。苏工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口袋上插着两支笔，和方工几乎一模一样的打扮，但人比方工更寡言。他把麦叔带到码头的货仓里，打开自己带来的工具箱——里面是一台国产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正在剧烈抖动，探头一夹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波形立刻稳成了一条平滑的正弦曲线。他看着那条曲线在屏幕上稳定地亮了很久，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在货单上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铅笔放回口袋，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小布袋上海特产五香豆，放在麦叔手里，说了四个字：“同志，多谢。”这是他唯一一次说“谢”——后来麦叔每次靠岸，苏工都来接货，再没说过谢字，只是每次都带一小布袋蚕豆放在麦叔的工具箱里。

麦叔最后一次从上海回来时，带回来一封手写的信。写信人没有署名，只说自己是上海那家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和同事们看过了所有运过去的设备。信里说用那批频率计校准了计算机外围电路之后，磁芯烧结的热力学仿真终于跑通了。信纸上只有短短几段话，最后一句是：“同志，你们这第一批送来，我们只是赶上末班车。再过几年国内自己也能做，但现在那些在研究所里通宵的年轻人，等不起这趟。”李家港把信夹在祖父笔记本里。

福伯在传达室里管着每一批陈旧设备的“慈善箱”。他在传达室角落摆了个旧木箱子，侧面贴着他自己用毛笔写的纸条：“报废品，待处理。”纸条上的字写得一丝不苟。每次车间换下一批还能用的旧仪器——频率计、示波模块、万用表校准仪——他就把仪器擦干净，放进箱子里，盖好箱盖。麦叔出船前，福伯从箱子里把设备取出来，重新检查电源线和探头是否包好，然后贴上阿强提供的新编号标签。福伯做这件事时从不说话，只是手里不停地忙着——他大半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给老东家打包收音机，现在给宝安和上海的研究所打包教学仪器。

方洁瑛是在一天晚上知道这些事的。她从画室加班回来，推门进书房想叫他吃福伯留的宵夜——一碗红豆沙，已经不冒热气了。她看到他在灯下核对下一张船期的集装箱编号，公文包里的装船清单还没合上，旁边放着福伯从“慈善箱”里清出来的旧设备标签，标签上印着“教学器材——宝安培训基地专用”，编号栏用铅笔填着阿拉伯数字，字迹和他的工程图纸一样工整。她没有多问，只是把红豆沙放在桌上，把他搭在椅背上那件工服的领口纽扣又缝紧了几针。后来方洁瑛每个星期都会帮麦叔补航海服——那件深蓝色的帆布夹克，领口和肘部磨出了好多个小洞，她找了颜色相近的线，在外面仔细地缝好。补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传达室门口，附一张纸条写最近一周宝安学员的手势图完成进度——“本周绕线手势图分解至第四十七圈，学员廖生先已独立带队”。

宝安那批最快毕业的学员，如今已能独立绕出Q值八十五以上的中周。他们绕的线圈正装入星辰收音机和创世纪录像机的工程样机，也装在直运上海、中山、珠海的设备箱中。方工把最早那枚Q值七十四的变压器样品从展示盒里取出来，放在新一代学员的实践工作台前，作为入门第一课的实物案例——“从这枚七十四到这枚八十九，中间差的不只是数字，是一整套工艺。”第一届学员里最好的几个人现在已经开始带第二批学员，每个人带两三个徒弟。

1979年已经过了大半。李家港站在九龙仓码头上，看着越来越密集的货船在零丁洋上往来穿梭，对岸宝安的工业区轮廓正在从一片荒地变成一片工地。祖父笔记本里那四个字——“科技救国”——他在心里默念了很多次，这一夜又一次浮上来。1942年的密电码、1978年的破产通知书、1979年的设备转运清单，几代人的路压在同一张纸上，他站在码头边时偶尔还是会恍惚——三年前他还在2023年的实验室里用示波器调数控机床的波形，现在他在用同在一条船上的示波器调两个时代的时差。但每次低头看到手里那张被麦叔画满了竖线的旧船票复印件，他就知道这条路还没走到头。

又一个从旧历新年延续至今的深夜，他把下一批待运的设备清单逐项重新核对了一遍，拿起祖父留下的旧钢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这一次在装船清单背面附着的，除了宝安学员最新一轮的绕线数据，还有方洁瑛画室里刚画完的一批新紫荆花书签，细妹在每一张封底的“创世纪电子”地址下方添了一朵自己画的小紫荆。他把方洁瑛托他带去的学员教材样册也塞进了货单夹层——那是刚刚完成的第三期培训教材草稿，封面上压着的紫荆花图案和她画室招牌上的字体一模一样。窗外东南方的天际上，那颗启明星正悬在即将完工的码头调度室铁皮顶上，光度比他和方洁瑛办婚礼那个清晨看起来还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