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协议签署后的第六个工作日，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红砖楼顶上积了薄薄一层白，陆研究员一早就踩着自行车穿过长安街，车胎在雪地上压出两道细长的辙印。他怀里揣着一份连夜誊抄完毕的请示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申请与创世纪实验室在曙光架构的军用嵌入式处理器领域开展技术合作。他在报告中逐条陈述了合作的技术基础——曙光一号CPU架构、老钱的版图补偿设计、梁工的仿真验证体系、孙工的曙光OS内核源码——每一项都附了对应的原始实验记录影印件。报告最后一页是他在台灯下反复斟酌了许久的结语：“创世纪电子有限公司在自主核心元件研发领域积累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对提升我国军用嵌入式处理器的自主研发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建议批准与其开展技术合作。”他把报告亲手交给了研究所党委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对方接过去时看了一眼封面上的“军用技术合作”字样，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本子上做了登记。按照规定，这类涉及国防科技合作的请示报告需要逐级上报，经研究所党委、中科院党组、国防科工委三级审批，最终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备案。陆研究员对这套流程再熟悉不过，他预估从递交报告到获得批复至少需要几个月。

但他没想到的是，仅仅数日之后，这份报告就被层层转递，最终摆在了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一位分管国防科技的老将军案头。老将军在审阅报告时，对附件中阿强那本中周变压器原始记录本的影印件格外关注。他逐页翻看那些歪歪扭扭的铅笔字、用红笔划掉重写的错误、纸张边缘被手指反复翻阅磨出的毛边，翻到某一页时停住了——那是阿强在第两百多次试验成功时写下的“Q值八十九”几个字，旁边有方洁瑛用炭笔画的一朵极小的紫荆花。他摘下老花镜对秘书说，他在军工系统干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为了应付检查而突击补填的“规范记录”——那些记录字迹工整、表格规范、数据完美无缺，但就是没有涂改、没有笔误、没有咖啡渍和机油印。这份记录本上每一处涂改都有时间可循，每一处笔误都有对应的修正记录，每一页的边缘磨损都对应着无数个深夜在实验台前反复测试时留下的汗渍。他说这才是真正的自主研发——敢于把自己犯过的每一个错误都白纸黑字地留下来。他拿起红笔在报告的“技术合作”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下批语：“同意。建议组织专家团赴港实地考察创世纪实验室和宝安培训基地，重点了解其技术工人培养体系和研发档案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这份报告的另一份副本也通过不同渠道被送到了当时分管国家科技工作的领导同志手中。这位领导同志正在主持编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对中国在集成电路和计算机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境深有感触。他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了创世纪这个案例——一家从破产边缘爬起来的华资工厂，靠自己绕中周变压器、自己烧磁芯、自己画CPU架构图，用了数年时间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十六位个人计算机，现在愿意把CPU架构的军用技术开发权无偿开放给内地科研机构。他说这样的企业不仅是香港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国电子工业的骄傲。他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扶持政策，鼓励更多像创世纪这样的华资高科技企业参与内地现代化建设。

这些来自最高层的关注很快转化为一系列实际举措。中科院正式发文批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与创世纪实验室建立长期技术交流机制，国防科工委同意在宝安培训基地增设军用嵌入式系统专项培训课程，由创世纪实验室提供师资和教材，宝安技校负责招生和教学管理。方工在收到这些批文后激动得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他在电话里对李家港说当年在旧仓库里拿到手绘图纸时不敢想能有今天——那些图纸是他用复写纸一张一张描下来、锁在柜桶最里面的，现在国家要用这套方法培养军用嵌入式系统的技术工人了。

陆研究员则带队专程来了一趟香港。他在创世纪实验室的白板前逐行看完林知夏正在修改的下一代曙光架构草稿，然后走到档案柜前，让李家港把阿强那本中周变压器原始记录本拿出来。他戴上白手套，逐页翻阅原件，翻到某一页时停住了——那是梅雨季受潮后Q值下降的那批线圈，旁边有方洁瑛用炭笔标注的字迹。他说就是这个——这份记录的原件能否借给他带回北京复印存档，作为国防科技系统内部推广研发档案管理制度的参考范本。阿强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从实验台抽屉里拿出那本记录本，用一张干净绒布把封面擦了擦，双手递给陆研究员说这是他一笔一笔记的——每一页都是真的，每一处涂改都有原因。他特意嘱咐复印完之后一定要把原件还给他，因为以后还有用。

陆研究员双手接过记录本郑重地放进公文包里，说一定完璧归赵。窗外九龙塘的暮色正缓缓沉降，实验室里的灯还亮着，白板上那张从宝安延伸到北京再延伸到上海浦东的布局图上又多了一个新标注——国防科工委专项培训基地。方洁瑛从设计工作室过来，把合资公司品牌视觉方案的终稿放进实验室档案柜，在档案柜旁边那面“起点墙”上，老钱的版图草稿、梁工的验证日志、高桥被红笔划掉结论栏的技术分析报告在灯光下安静地并排悬挂。窗外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紫荆树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而在北京中关村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那位老将军正在亲自起草关于在国防科技系统内推广实验记录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他写到“记录的可追溯性”这一节时想起了阿强记录本上那些歪歪扭扭的铅笔字，便提笔加了一句——真记录才会写错、划掉、重写，假记录都是一气呵成工工整整。他把这句话用红笔圈出来在旁边画了一个五角星，然后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中关村初春的夜色。那些银杏树光秃秃的枝梢在夜风里轻轻摇晃，枝头已经隐隐泛出极淡的绿意——春天快到了。而在南中国海另一端的九龙塘，那颗启明星正挂在紫荆树梢上方，和多年前阿强在第两百多次试验成功后凌晨推开门时看到的那颗星一模一样。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末班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声浪震得传达室的玻璃窗轻轻颤动。白板上那张布局图的红色箭头仍在灯光下安静地延伸——从宝安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浦东，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拍上，和注塑机液压泵的嗡鸣声重叠在一起，在夜色中缓缓扩散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