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梦瑶入职创世纪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新闻稿，不是改产品画册，不是更新品牌白皮书。她从李家港的办公室里出来，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尽头那间最小的房间门口，推开门，里面只有一张旧木桌、两把折叠椅和一面空荡荡的白墙。她站在门口打量了几秒钟，然后下楼找到正在实验台前逐只核对磁鼓底座的阿强，说这间房间她要用——不是做办公室，是做档案研究室。阿强问她研究什么，她说了四个字：“老牌英资。”

方洁瑛帮她从仓库里搬了一张旧实验台放在房间里当工作台，又从画室拿了几盏可调节角度的台灯。楚梦瑶把从《香江财经日报》档案室复印来的几大捆旧报纸堆在实验台旁边，按年份分类码好。那些报纸的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纸张泛黄发脆，有些页面边缘已经被虫蛀出了细密的小孔，但她需要的正是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碎片。福伯每天傍晚端着一壶新泡的普洱茶上来，看到她蹲在地上逐页翻阅旧报纸，手指被油墨染得发黑。有一次她翻到怡东洋行在六十年代的整版广告，广告词是“怡东——香港工业的脊梁”，她把这张报纸抽出来放在一旁，在旁边用红笔批注了一行字。

团队成员是陆续到位的。第一个来的是她在《香江财经日报》时的老搭档，姓严，比她大几岁，在报社资料室做了近十年的档案管理员，对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存档编号规则了如指掌。第二个是从廉署退休的调查员，姓曾，退休前在商业罪案调查科做了几十年，手上经手过无数英资财团的内部线报，退休后一直闲不住，被楚梦瑶通过李家港的关系辗转请了过来。曾叔第一次来创世纪时站在铁门外抬头看着那块招牌，对来迎接他的李家港说他以前办过的案子，最可惜的就是那些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的线索，现在终于有机会把没做完的事做完了。

楚梦瑶给这个小组起了一个极简的名字——“档案组”，没有挂在任何组织架构图上，不向任何部门汇报。她在小组第一次内部会议上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图，左边是怡东洋行及其关联公司的名字，右边是九龙塘过去二十年间被低价收购的制造工厂名单，中间用问号连接。她在这张图上方写下“调查报道——揭开真相”，又在旁边用红笔写了四个字：“事实即武器。”

严叔用了一周时间把怡东洋行自成立以来在港英政府公司注册处的全部存档逐页调阅，发现怡东及其子公司收购九龙塘工厂时往往通过数层中间控股公司进行操作，而这些中间公司的注册地址中有多处与怡东总部的地址存在关联。曾叔通过他在商会的旧关系拿到了一份九龙塘工业区过去二十年的厂房交易记录，发现多数被怡东关联公司收购的工厂在成交前的估价都显着低于同期同地段其他工业厂房的成交均价，压低估价的关键角色是一家与怡东有长期业务往来的评估行。曾叔把这家评估行的名字用红笔圈出来，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怡东洋行。

楚梦瑶把严叔的公司注册档案和曾叔的厂房交易记录并排放在灯箱上，逐条比对收购时间线和对应的政策变动节点。她发现怡东在每一次港英政府宣布土地用途规划调整之前都能精准地提前收购规划范围内的制造工厂，而这些收购行为在时间上的提前量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她把这几条时间线用红笔标注在地图上，重新审视多年前从刘警长那里收到的信——刘警长退休前在消防署做了大半辈子火灾调查，曾私下对她说陈万金不是一个人，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利益输送链条，从土地规划到消防审批再到低价收购，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她当时觉得这条线索太大，凭一个记者无法完整呈现。如今她手里有了严叔的公司注册档案、曾叔的厂房交易记录，还有档案组这一整个配备完整技术支持的小团队。

调查持续了好几个月。档案室的白板上贴满了地图、时间线和人名，每一张便签纸都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标注了信息来源和交叉验证结果。有一个深夜，楚梦瑶在逐页比对怡东洋行的董事会会议纪要和九龙塘工厂收购时间线时，发现了一条被反复修改的审批意见——每一次修改都恰好发生在收购价格被压低的那个时间段内。她拿起红笔在这条线索旁边画了一个圈，在下面写了两个字：“是他。”

她让严叔把所有和这条线索相关的档案逐页复印编号归档，让曾叔通过商会的旧关系核实了相关官员的任职时间线。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把档案组所有调查成果整理成一本厚厚的卷宗，封面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几个字：九龙塘制造工厂非正常破产收购案——证据汇编。卷宗最后一页是一张时间线总表，从多年前九龙塘第一家制造工厂被低价收购，到最后一家工厂在怡东解除渠道禁令后依然因资金链断裂被迫出售，所有事件的起止时间和关联人物全部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得清清楚楚。

李家港逐页翻阅完这份卷宗，沉默了很久。他把卷宗放在桌上，问她打算怎么用。楚梦瑶说不是现在——这些档案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但她要确保一件事：当那个时机到来的时候，所有证据都已经被完整地归档、交叉验证、不可篡改。窗外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她把卷宗锁进档案柜里，在封面上写下一行字，标注了归档日期和档案编号。雨还在下，她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咖啡走到窗前，看着铁门外那片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空地。她想起多年前她以记者身份第一次站在那扇铁门前时，在采访本上写下的那句话，想起冯主编在退休前最后一次审她的稿时说的那句话——好记者一生大概只能写出几篇真正发自内心的报道。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篇不是用笔写的。这一篇是用公司注册档案、土地交易记录、时间线和证据链写的——是用事实写的。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末班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声浪震得传达室的玻璃窗轻轻颤动。档案室里的灯还亮着，白板上那些被红笔圈出的名字和时间线正在灯光下泛着极淡的光泽，等待着被揭开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