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启德机场的轿车后座上，李家港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祖父留下的牛皮纸笔记本。封面上的牛皮纹路已经被反复翻阅磨得光滑发亮，装订线是祖父后来重新缝过的，针脚粗密不匀。他翻开扉页，“科技救国”四个字在车窗透进来的晨光里有些模糊，但笔锋依然力透纸背。

他逐页往下翻。1937年上海闸北，祖父在炮火中用棉被裹着身体打手电筒抄密电码，把情报卷成火柴棍粗细塞进煤球里送出去。1942年香港沦陷，祖父在日军刺刀下写下“此乃此生最有意义之修理”。1950年，香港第一台自产晶体管收音机试制成功，祖父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下“寄望后世”。他翻到夹着父亲那张皱巴巴提货单的那一页——那是父亲出事那天怀里揣着的最后一张订单，福伯从码头带回来时上面的墨迹还没干透。他把提货单小心地抽出来，在背面发现一行极小的铅笔字。不是父亲的笔迹，是祖父的字——“守仁，港地电子，初由修理起家，继而组装，终当自主制造。此路日本已行，港人亦可为之。惜吾老矣，未能亲见。望儿孙努力。”

他把提货单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很久。祖父写这行字时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会在码头出事那天把这张提货单揣在怀里，而他的孙子会在今天坐着同一辆车、拿着同一本笔记本，在晨光中驶向机场。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只早已停走的电子表，放在提货单旁边，在心里对祖父和父亲说——爷爷，爸爸，你们两代人没走完的路，他已经走了十年。从收音机到录像机，从计算机到太阳能，核心技术从来没有假手于人。“寄望后世”这四个字，不是终点，是起点。

飞机起飞后，他靠在舷窗边看着窗外逐渐缩小的港岛轮廓，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笔记本的封面。那个节奏和他在实验台上调试电源模块时敲击示波器外壳的节奏一模一样，和阿强绕线圈时手指在骨架上轻轻打拍子的节奏一模一样。窗外的云层在机翼下方翻滚，他把笔记本放回公文包里，和那份“明日之星”计划的草案放在同一格。

在香港，方洁瑛正坐在天台的旧长椅上，手里握着那枚铝质紫荆花戒指，看着远处启德机场方向天空中那一小片正在消散的航迹云。启明从楼梯口跑上来，手里攥着那把刘师傅送他的小号螺丝刀，问她阿爸去哪里了。她说阿爸去北京了，去赴一个约——十年前他在暴雨夜灵堂前对一个人许下的约。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但约还在。窗外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紫荆树的枝叶在晨风里轻轻摇晃。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国家科委的会议室里已经准备好了曙光一号最新架构的技术评估报告和“明日之星”计划的完整草案。祖父笔记本上那四个字，正在被一代又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书写着。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早班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声浪震得传达室的玻璃窗轻轻颤动，而那颗启明星正安静地悬在飞鹅岭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