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吐出一串数字。

李家港站在窗边，没去碰那张纸。纸上的曲线沈嘉仪已经提前三天画给他看了——日经指数从三万八千点往下掉的那根线，像是被人用刀在纸上划了一道口子。现在传真里的数据只不过是在那根线底下多添了几个小数点。

“什么时候破，谁都不知道。”

这是他三个月前对沈嘉仪说的话。那时候东京的地价还在涨，三菱地所的报价还咬在每坪四千五百万上不下来。现在银座那些“売地”的广告牌还在，但旁边多了一行小字——“価格応谈”。价格面议。不标价了。不是不想标。是不知道该标多少。标高了没人问，标低了怕人看出心虚。

李家港转过身，把传真推到桌边。

香港的秋天和东京不一样。中环的写字楼里，中央空调吹出来的风没有银座酒吧里的山崎那么暖和。但也没有那种让人后背发凉的东西。那种东西，在东京的每一间地产中介公司的灯箱广告里，在三菱银行柜台后面那些不再要求抵押物的贷款表格上，在银座酒吧里那个伸出四根手指的日本人的眼睛里。四千万一坪。三个月前他伸出四根手指的时候，脸上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表情。现在呢。

李家港不知道那个日本人现在是什么表情。但他知道松本健一的表情。第297章最后，松本把父亲那张“技术立国”的照片放进抽屉。面朝下。那一个动作，比松芝株式会社的年度财报更能说明问题。

笃、笃。

门开着。沈嘉仪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指节敲了两下门框。

“李生。东京那边——三菱地所的会长，想和你通电话。”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他有时间。”

李家港看了沈嘉仪一眼。三菱地所的会长。那个三个月前在帝国酒店隔壁那块地上开出每坪四千万的日本人。那个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说过“东京的地价永远不会跌”的日本人。他要通电话。

“什么议题。”

沈嘉仪走进来，把文件放在桌上。“之前我们挂牌出售的那几处东京物业，三菱地所那边想重新谈价格。”

“不是五倍账面吗。”

“现在他们只出三倍。”

李家港靠回椅背。三个月，从五倍跌到三倍。两个月，跌了四成。一个月，可能连两家叫价的都不剩了。但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问：“其他两家呢。”

“退出了。说‘市场环境变化’。”

“变化。”李家港重复这两个字，声音里没有嘲讽，也没有幸灾乐祸。他很平。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沈嘉仪知道，这种平静下面，才是这个人最危险的时候。

“你怎么看。”李家港问她。

沈嘉仪站着没坐。她的手指在西装袖口上轻轻捻了一下——这个动作她自己都没注意到，但李家港看到了。

“泡沫在漏气。”她说，“不是破。是漏。银座最好的地段还有人买，但买家的出价不如以前爽快了。名古屋和大阪的商用物业已经滞销了，银行那边还在撑。三菱银行上个月还放了一笔没有抵押物的贷款给一家地产公司——规模是两亿美金。我问过东京的人，他们说那家公司的资产报表上，主要估值来源是他们持有的银座物业。按每坪四千五百万估的。”

“四千五百万。”李家港说。

“现在可能只值三千万。”

“那你觉得，泡沫什么时候会破。”

沈嘉仪沉默了片刻。“明年春天。”

李家港没说话。他等她继续说。

“银行不可能一直装傻。大藏省已经在放风要收紧信贷了。一旦窗口关上——所有靠贷款撑起来的估值，都会变成纸上的数字。”她顿了顿。“比1929年更快。”

李家港看向窗外。维港对岸，中环的建筑工地上吊塔还在转。他想起了什么——很久以前的事。但不是1929。是1978。那年他刚从2023年的教授变成香港破产继承人的时候，翻看爷爷留下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的是“科技救国”。第二页，爷爷用毛笔抄了一段《易经》。他在抄到“亢龙有悔”的时候换了一行小字——“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爷爷那辈人，经历过战乱，见过上海滩从纸醉金迷到一夜崩塌。他们不用看K线图。他们看的是规律。是所有事情涨到顶点之后，一定会往下掉的那个规律。

“还有一件事。”沈嘉仪的声音把他拉回来。“松芝。”

李家港没有转头。“说。”

“松芝在哥伦比亚影业之外，还投了一笔钱。规模不大，但方向不对——他们通过离岸基金，在东京股市做了杠杆做多。如果日经跌到两万点以下，那笔杠杆会爆仓。对松芝整体来说不是致命伤，但会影响他们的信用评级，银行那边可能会收紧松芝的信贷额度。”

“多少。”

“大概四亿美金。”

四亿。对松芝来说不是大数目。但在信贷收紧的节骨眼上，四亿美金的窟窿够松本健一在董事会上被那群老股东指着鼻子骂三个月。

李家港的手指在椅背上轻轻敲了两下。“松本知不知道他的风险敞口。”

“应该知道。但这个盘子里，不是他一个人在操作。松芝的投资部门有自主权，自从他签了哥伦比亚影业之后，投资部那帮人觉得松本的风格就是激进扩张，开始替他‘加码’。”

李家港不说话了。沈嘉仪看着他的侧脸。从1978年第一次在信贷部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她就学会了一件事——他不说话的时候，往往在做最重要的判断。那张脸上的安静不是空的，是在算。在算所有人的棋，包括他自己的。

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