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十一月，银杏叶黄了一路。

沈嘉仪从成田机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没让日方派人接。一辆出租车，一个手提箱，一张东京地图。地图是1987年的版本，有些路已经改了，但丸之内那一带不会变。

车窗外，银座的霓虹灯还亮着。但仔细看，有些灯箱的颜色不太对。“売地”两个字还在，边上那行“価格応谈”比三个月前多了一个版本——字更大了。不是怕人看不见。是怕人看错了。怕人还以为这是半年前的东京，以为每坪还是四千五百万。现在银座最好的地段，叫价三千五，成交还要砍。

沈嘉仪把地图折好，放回手提箱。

她在帝国酒店办了入住。前台认出她的姓氏，说松芝那边来过电话，问她明早的会议几点方便。沈嘉仪选了八点半。对方迟疑了一秒，说好。她知道那一秒是什么。八点半太早了。日本人习惯十点开始谈正事，九点都是给咖啡和寒暄留的时间。但她不是来寒暄的。

房间在二十三楼。她拉开窗帘，丸之内CBD的灯光铺满整扇落地窗。对面是三菱地所的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街上的车灯，一明一灭，像是一个人在眨眼睛。

她想起李家港今天上午说的话。“三菱那边，他开三倍，我还四倍。他要是不同意——就留着。三个月后他会再打过来。”

三个月。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在床边坐下。床头的电子钟显示九点十七分。香港那边是八点十七分。李家港应该还在办公室。楚梦瑶大概在亚洲电视的剪辑房。方洁瑛的画室这个点还亮着灯——她在准备年底的个展，《四十年·紫荆花开》，每一幅画都要重看一遍，不满意的就撕掉。

沈嘉仪看着窗外，忽然想起1983年。港元危机那年，她从香港飞到东京。那时候东京的地价还正常，她来谈的是港元拆借利率，不是什么地产买卖。那年她刚过三十岁，在飞机上背了三份日文合同，每一个条款都用红笔标了注释。落地之后她在帝国酒店的大堂里等了三个小时——对方迟到了。后来那人解释说去看了牙医。沈嘉仪什么都没说，把合同推过去，用日文说：“请过目。”

那以后，她每一次来东京都住帝国酒店。

不是习惯。是提醒自己——等三个小时这种事，以后不会再有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沈嘉仪站在会议室门口。门还没开。松芝的前台小姐正在往桌上摆茶杯，看到她，弯腰鞠躬。她说不用，自己推门进去。长条桌。十二把椅子。落地窗外是丸之内的早晨，阳光刚越过皇居的树梢。她把文件从手提箱里拿出来，一份一份排在桌面上。三份出售协议。两份资产清单。一份东南亚渠道的收购意向书——空白报价栏。她今天要和三家日本财团谈判，松芝是第三家。但松芝的报价她推掉了。不是因为不卖。是因为她要在卖之前，先看清松芝在泡沫里陷了多深。

八点一刻，第一家到了。

住友信托银行的常务取缔役。五十多岁，鬓角花白，进门先鞠躬，递名片的时候双手端得笔直。沈嘉仪接过名片，用日文说了“お世话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对方脸上闪过一丝惊讶——这个香港女人的日语没有口音。他坐下的位置，是桌子的另一端。那条走廊走了十几步，皮鞋踩在地毯上没发出一点声音。

“沈小姐，”他说，“我们社长对贵公司在日本的渠道网络非常感兴趣。”

沈嘉仪点头，没有接话。她知道他的话还没说完。日本人谈生意，开头永远是“社长非常感兴趣”，真正的报价要等到寒暄结束、茶杯见底之后。但她不想等到茶杯见底。

“贵行的出价是账面价值的三倍。”沈嘉仪翻开文件第一页，“这个价格，在三个月前是合理的。但现在——”

她把另一页推过去。上面是东京商用物业最近三个月的成交数据。银座。新桥。虎之门。每一个区域都标了颜色。红色是跌，黄色是滞销，绿色——没有。

常务的目光在那些数字上停了好几秒。

“市场在调整，”他说，“但我们相信银座的地价是短期波动。”

“贵行上个月放了一笔贷款。”沈嘉仪翻开另一页。“两亿美金。无抵押。给一家地产公司，主要资产是银座三丁目的物业。”她抬起头，目光很平。“按每坪三千五百万估的。上个月三千五，这个月三千二。下个月——贵行自己算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