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最近怎么样。”李家港问。

“不好。他的个人资产全部质押给银行，箱根的老宅抵押了，父亲的房子被用来填泡沫的窟窿。他现在每天去松芝总部的会长办公室——没有窗户，原来是一间堆放旧档案的储藏室，没有任何实权。松芝总部二十三楼的社长办公室现在是三菱银行那个前副行长在用。松本进去的第一天，新社长让人把所有和哥伦比亚影业相关的文件全部封存，贴上‘机密’标签，搬进了走廊尽头那间从来不用的档案室。松本签了封口协议，不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泡沫时期的投资决策。所以他现在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新社长在董事会上说：‘泡沫时期的错误决策已经翻篇。松芝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没有人问松本健一被翻过去的那一页是什么心情。”

“他知道我们要收购渠道的事吗。”

“知道。田中告诉他的。他当时在茶水间——二十三楼那间，你上次站过的——手里端着自动贩卖机的纸杯，和你在那天用的一样。田中说完，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只说了三个字——”

“‘他妈的。’”

沈嘉仪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像是在复述一段气象报告。但窗外的雨忽然大了，雨点砸在玻璃上。

李家港没有说话。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维港的货轮在雨幕里变得模糊，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和一明一灭的航行灯。他想起1984年拉斯维加斯凌晨三点的酒吧。松本用钢笔在餐巾纸上画下第一根线的时候，手腕悬在沾了威士忌的纸面上，一笔下去，没有犹豫。他说：“未来五十年的科技版图，将由我们俩来定义。”现在他说的是“他妈的”。三个字。不是后悔，不是抱怨，不是对新社长那句“错误决策”的反驳。是一个男人在被时代踩在脚下的时候，唯一还能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三个字。

李家港拿起桌上那份意向书，在最后一页的备注栏里又加了一行字。然后递给沈嘉仪。

沈嘉仪低头看去。一亿五千万的报价下方，多了一行小字。是她熟悉的深蓝色钢笔字迹，笔迹很稳——

“松芝东南亚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曼谷仓库不拆。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字，保留原样。”

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字。那是松本从他父亲那栋即将被银行收走的老宅里拆下来的——“技术立国”。泡沫破裂之后，松芝新任社长要把渠道拆开来卖。曼谷的仓库要卖给地产商盖公寓，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那幅字大概会被当作旧物处理掉。但李家港要保留它。不是因为那个前副行长知道这四个字值多少钱。是因为松本健一被泡沫夺走的一切——社长职位、董事会席位、父亲的老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到最后，还有一个对手在替他保留他父亲亲笔写下的“技术立国”。

沈嘉仪把意向书合上。“如果他问起来——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字为什么要保留。我怎么回答。”

李家港没有回头。窗外维港的雨还在下。他想起1978年那个暴雨夜的灵堂。他站在那里，面前是父亲的遗照和破产通知书。手里只有爷爷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四个字——“科技救国”。那本笔记本现在锁在他办公室抽屉里，和松本的餐巾纸放在一起。一张纸写的是科技版图，一本笔记写的是科技救国。两个父亲，一个在铁皮屋里做收音机，一个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秘密修理抗日电台。他们都相信同一件事——技术可以救国。技术可以立国。技术可以让一个人的儿子在暴雨夜的灵堂里不跪下去。

“你就告诉他——因为我知道吉隆坡那间办公室墙上的四个字是从哪里来的。从名古屋一栋老宅的玄关。是他父亲在铁皮屋里焊接第一台收音机之前亲手写的。他不是在保存一张纸。他是在告诉松本，有些东西，泡沫夺不走。银行收不走。董事会的投票权罢免不了。签字的人可以换，但那四个字，得留着他父亲亲笔写的那一幅。那是他的根。泡沫可以淹没地价、股指、哥伦比亚影业和二十一亿美金的收购协议。但淹不掉他父亲在铁皮屋里写的那四个字。就像淹不掉我爷爷写在笔记本扉页的那四个字。告诉他，这些事他可能不会说，但他会记住。记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