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设在中环一家私人会所。

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灯光铺在漆黑的水面上，像有人在海上撒了一把碎金子。沈嘉仪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气泡沿着杯壁往上爬，一颗接一颗，像是等不及要浮出水面。但她没有喝。

“沈小姐，这杯我敬您。”日资银行香港分行的一位常务取缔役端着酒杯走过来。他喝得有些上脸，领带松开了一个扣。“日本泡沫那一轮，创世纪全身而退。五倍账面价值。全港岛没有第二家。您这轮操作——封神。”

沈嘉仪和他碰了杯，抿了一口香槟。气泡在舌尖上炸开，很细，很短暂。她想起的是另一张桌上的另一杯酒。1983年港元危机，她在李家港的庆功宴上也坐靠窗的位置。那年的酒是马爹利，不是香槟。那年她没有喝醉。不是因为酒量好，是因为李家港对她说过一句话——“赢的时候不要笑。笑是给自己看的。别人只要看到你的签字。”她记住了。那以后，每一场庆功宴她都只喝两口，剩下的全倒进窗外的花槽里。

“沈小姐——”这次走过来的是创世纪董事会的两位非执行董事，一前一后，端同样的杯子，穿同款深蓝西装。其中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董事把酒杯举得老高，香槟差点洒出来。“我在创世纪董事会十四年，经手的收购不下二十宗。没有一宗比得上这次。五倍。日本人的钱，被我们香港人赚回来了。当年《广场协议》让他们日元升值，他们来香港买楼买地，把我们中环的写字楼一栋一栋买走。现在轮到我们了。爽不爽？沈小姐，您说，爽不爽？”

沈嘉仪和他碰了杯。没有回答。她忽然想起松芝总部二十三楼的茶水间。那个四月的雨天，她坐在会议桌对面把收购协议推给松本健一。松本翻开最后一页，看到备注条款里那行手写的字——“松芝东南亚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他沉默了几分钟。她坐在他对面，在等他说“为什么”。松本没有抬头。她也没有催。茶水间里的自动贩卖机嗡嗡作响，像一台旧冰箱在艰难地制冷。后来松本签了字，把协议推回来，笔迹很稳。她收回协议的时候，看到松本右手食指上有道旧伤疤。和1984年李家港在拉斯维加斯被烙铁烫伤的是同一根手指。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合伙人，一个是她合伙人的对手。他们在同一年，用同一根手指，被烙铁烫出了同样的疤。一个烫在右手指尖，一个烫在右手食指。现在一个在东京那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改造的会长办公室里签封口协议，另一个在香港中环的私人会所里被人敬酒，说他五倍溢价赚了日本人的钱。

“沈小姐。”一个年轻的投资经理端着酒杯走过来，大概三十出头，脸上带着刚入行不久特有的热切。他压低声音凑近了些，像是要分享一个秘密。“听说松芝在泡沫破裂后被迫变卖资产，他们的会长松本健一被降职，办公室是档案室改的。松芝新任社长挂牌出售东南亚渠道，市价只有一亿两千万。我们本来可以趁火打劫——结果李生填了一亿五千万。比市价高三千万。为什么？松本健一是我们的对手，趁他病要他命，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他不是对手。”

投资经理愣了一下。

“他是李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凌晨三点跟着他画第二张芯片架构的人。你问我为什么比市价高三千万。因为你说的‘对手’，1984年在拉斯维加斯酒吧的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三根线。一根在左，解决散热。两根在右，优化指令流水线效率。那三根线让曙光一号提前三年上市。三年。你算过三年是多少营收吗。”沈嘉仪把香槟杯搁在桌上。她的手很稳。杯底碰在玻璃台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脆响，像是一枚硬币被搁在柜台上。“那三根线值不值三千万？值。不是趁火打劫。是结账。1984年的那杯酒，到今天，终于买了单。”

她的话音刚落，宴会厅那头传来一阵哄笑声。几个年轻的交易员喝多了，在用计算器互相砸对方的头。计算器是夏普牌的，液晶屏幕裂了一条缝，还在显示一串数字——五倍溢价的那串数字。沈嘉仪没有回头。她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维港的夜景在十二月的夜风里纹丝不动。对岸尖沙咀的钟楼指针指向十一点。她想起自己第一次站在这个窗口，是1983年。那时候钟楼的指针也指向十一点。1983年港元危机，她坐在这间私人会所靠窗的同一把椅子上，把马爹利倒进花槽里。现在是1991年。八年过去了，香港的天际线换了轮廓——中银大厦在左手边，汇丰银行在右手边，交易广场和中环广场一前一后拔地而起。但她手里的酒杯还是同一只牌子。花槽里那株发财树还是同一株。时间改了很多东西，改不了她倒酒的习惯。

“你今晚好像不太开心。”李家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没有端酒杯。

“没有不开心。”沈嘉仪没有回头。“只是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你每次在庆功宴上都不喝酒。是因为不渴。还是因为不想醉。”

“因为不需要。赢的时候不需要喝酒。需要喝酒的时候，通常都是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