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洛廖夫看着他。走廊里安静了很久。久到远处那扇缺了一角的窗户灌进来的风把墙上那叠学术会议通知吹得哗哗响。从1991年3月的苏联科学院年会，到1990年的约飞研究所年度学术报告会——一层一层往下翻，像是有人在用手指翻阅这个国家过去五年的日历。翻到最后那张手写的寻物启事时，胶水终于撑不住了，纸片从公告板上脱落，飘向地面。科洛廖夫弯腰接住它。他的手很稳，是做了二十一年半导体异质结实验的手，在零下二十七度的走廊里没有颤抖。他站起身，把寻物启事夹回公告板上，然后转过身，面对那个穿深蓝色风衣的中国人。

“我在这间研究所工作了二十一年。我的实验室里有一台MBE分子束外延设备，全苏联只有两台。另一台在莫斯科大学，已经三年没有开过机了。我这台还能用，是因为一瓶芬兰教授送给我的真空泵油。那瓶油还剩三分之一。用完之后——”他停下来。窗外的风吹得公告板上那叠纸片又哗哗响起来。

“用完之后这台MBE也会死掉。它死了之后，苏联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的所有研究数据，就全部锁在硬盘里。那个硬盘现在还转着，还能读，还能写，因为实验室的电还没有断。但下个月我不确定。我付不起电费了。不是研究所的电费，是我家里的电费。我妻子去年去世了，葬礼之后我把她的养老金存折翻出来，里面还剩四千七百卢布。四千七百卢布在1991年春天还能买一台彩电，到1991年秋天只能买两条黑面包。现在——大概还能买一根蜡烛。如果下个月我付不起电费，我就只能在烛光下看实验数据。但你们带来了暖气机，所以我可以继续在实验室里待到很晚。因为那里有电，不用付我家的电费。”

李家港没有打断他。他知道一个做了二十一年实验的科学家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么多话。这些话不是抱怨，是在交代后事。

“我可以带所有的实验数据。量子阱激光器，二十年。还有高纯度锗烷——不用你们找，我知道在哪里。我有个学生在哈尔科夫，他会把最后一批材料带出来。不需要工资，只要实验室和暖气。”科洛廖夫看着他，目光越过镜片上那层冰雾，很干，像是列宁格勒被围困那年冬天的天空。“但我有一个条件。”

“请说。”

“我有几个学生——不是研究生，是跟我做了十年以上的副研究员。他们比我年轻，比我更需要一间恒温的实验室。你们安排他们先走。”

李家港看着这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他的手指没有冻僵，他接住那张飘落的寻物启事的时候手还很稳。他不是在卖自己的勋章。他是在替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那些在黑板上写满偏微分方程的年轻人，他们被冻得握不住粉笔的手，应该去一个不用把橡皮筋绑在食指上才能写字的地方继续写方程。

“所有人一起走。你，你的学生，你的学生家人。还有那瓶高纯度锗烷——我派专人去哈尔科夫取。”李家港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份合同，只有一页。科洛廖夫接过合同。没有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拔开笔帽，在最后一页签了名。科洛廖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笔迹很稳，不是在签合同，是在签一张通往明天的车票。他签完之后把笔帽套回去，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

“我以为我会被当作废铁扔掉。”

窗外莫斯科的雪正在下。那扇缺了一块玻璃的窗户外面，白桦林的枝丫被积雪压弯了腰。但树干还是直的。不管雪多大，树干还是直的。李家港接过合同，看了一眼签名栏里那个和苏联火箭总设计师同姓的名字。这个人不是废铁，这个人是苏联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二十年积累的全部。如果把他的实验数据、他的学生、他那台还剩三分之一瓶真空泵油的MBE设备全部加起来，大概抵得上一个中型芯片公司的研发部门——而他只需要一间可以恒温的实验室和一张让家人一起登机的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