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莫斯科国家饭店。

大堂的水晶灯在斯大林时期就挂在那里，现在只剩三分之一的灯泡还亮着。不是因为灯泡坏了，是因为饭店经理把能拆的都拆下来卖了。一盏水晶灯上拆下来的灯泡，在莫斯科黑市上能换两罐午餐肉。

李家港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动过的红茶。茶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不是奶，是炼乳。苏联的红茶从来不加鲜奶，因为鲜奶比炼乳贵三倍，而炼乳是军需品，可以从军用仓库里用伏特加换到。窗外是列宁格勒大街，积雪堆在人行道两侧，被汽车尾气熏成灰黑色。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一两个裹着厚围巾的行人匆匆走过，低着头，不往两边看。不是因为有急事，是因为停下来就会被冷风灌进领口——也因为停下来就会看到街边那些摆地摊的人。

那些地摊上摆的不是套娃，不是红军手表，是苏联英雄勋章。金星形状，背面刻着获奖者的名字和日期。加加林的勋章大概也在某个地摊上——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因为卖勋章的人从来不报名字，只报价格。十美元一枚。不到半箱万宝路。

他收回目光。他不是来看这些摊位的。他来莫斯科已经待了好些天，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的科洛廖夫教授已经签了合同，圣彼得堡那边也有几个数学所在谈。但除了他之外，全世界好像都在观望。没有人敢在一个正在解体的超级大国身上押注。硅谷那些猎头在莫斯科国家饭店包下了一整层楼，但他们只招软件工程师——会写C++的，会写Unix的，十五分钟面试，当场发绿卡。至于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做数学的，做物理的，做半导体异质结的——硅谷不感兴趣。因为基础研究不产生季度利润。因为半导体异质结离产品化还有十年。因为华尔街没有耐心等十年。

但李家港有。

“你在这里坐了多久了。”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不是俄语，是英语，带一点德国口音。

李家港转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大堂前台旁边，穿着灰色羊绒大衣，没有戴帽子。花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金属框眼镜在昏暗的灯光下反着光。他的德国口音很轻，但那个把“s”发得过于清晰的习惯还是暴露了他不是英国人。西门子半导体事业部的高级副总裁，海因里希·冯·布劳恩。

“冯·布劳恩博士。”李家港没有起身。“你也在莫斯科。”

“比你早一天。住在你楼上。”冯·布劳恩在他对面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你住的房间，是我订的。”

李家港看着他。

“对不起。饭店前台把房间调换了。他们说有一批中国人比预订时间早到了两天，所以我只能住楼上。不过没关系。对我来说，楼层不重要。对你来说，大概也不重要。”他环顾四周，用那种德国式的精确目光扫过大堂里那些暗掉的水晶灯泡，嘴角没有动，但眼角有一条细细的纹路。“重要的是这间饭店——全世界的猎头都在包房间，但你在做的事和他们不一样。你的团队不在莫斯科国家饭店包房间。你们直接去了实验室。你们带了暖气机。带暖气机——这一条比高薪合同和绿卡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