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港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红茶，喝了一口。炼乳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很浓，很腻，但暖。

“西门子也在观望。”他说。不是问句。

冯·布劳恩没有否认。“总部不批预算。苏联局势不明朗，没有人知道三个月后这个国家还会不会存在。董事会给半导体事业部的指示是原地待命。不新增投资。不签长期合同。不——”

“不冒险。”

冯·布劳恩笑了。但嘴角还是没动，只是那根细细的眼角皱纹又深了一些。“我在这间饭店的大堂里坐了三天。第一天来了一位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代表，他坐在靠窗的这张桌子，要了一杯不加糖的红茶，喝完就走了。第二天来了一位飞利浦的研发总监——荷兰人，在莫斯科的冬天不戴帽子。他坐的位置离你现在的椅子大概三米。他和我说了同样的话：总部不批预算。第三天来的是你。”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列宁格勒大街上灰黑色的积雪。“你们中国人的动作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快。比美国人快，比日本人快——抱歉，我忘了你和日本人的事。松芝。”他顿了顿，“我在《经济学人》上读到过。那篇报道的标题是——‘香港最精明的投资者如何在日本泡沫破裂前全身而退’。他们用了‘精明’这个词。但我知道那不是精明，是耐心。你在泡沫最疯狂的时候等了整整一年。等所有人都跑到终点，跑不动了，你才进场。现在你在做同样的事。”

李家港没有回答。他看了一眼窗外那些摆地摊的人——一个裹着灰色围巾的老人在整理摊位上的勋章，把它们按年代排列，从1945年的卫国战争勋章到1988年的阿富汗服役纪念章，整整齐齐，像是一排没有墓碑的坟墓。

“那些地摊上的勋章，”冯·布劳恩忽然说，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我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买过一枚。不是为了收藏，是想看看勋章背面刻的字。卖家告诉我那枚是苏联英雄勋章，金星形状，背面刻着获得者的名字和授勋日期——1945年。但我没有付那十美元。不是因为贵。是因为那个老人把勋章递给我的时候，用围巾擦了一下金星上的灰。他的围巾是破的，手套是破的，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机油渍。但他擦那枚勋章的时候，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疼它。我问他这枚勋章是谁的。他说不是他的，是他哥哥的。他哥哥牺牲在柏林。1945年4月。离战争结束还有一个月。”他停了片刻，“我没有买。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买了，他明天还会来，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但他哥哥只剩这枚勋章了。”

李家港从窗外收回目光，看着冯·布劳恩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灰色的，很老，很冷，但还没有结冰。

“科洛廖夫教授不是勋章。但他是苏联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二十年积累的全部。”他说，“他知道高纯度锗烷在哪里——在哈尔科夫郊外一个没有暖气的货运站里，和一批同样被困在边境上的货物一起。他的学生知道怎么在黑板上写偏微分方程，用一根绑在食指上的粉笔。他的实验室有一台全苏联还能开机的MBE分子束外延设备。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抵得上一个中型芯片公司的研发部门。西门子在等苏联局势明朗，但芯片不会等人。”

冯·布劳恩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伸进公文包，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如果有一天你不需要俄罗斯人了——如果你实验室里的苏联科学家已经足够多，多到你可以分一些给西门子——请打这个电话。不是以西门子的名义。是以海因里希·冯·布劳恩个人的名义。我在西门子半导体事业部做了十七年，从来没有在总部不批预算的时候动用过个人关系。但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我也在走廊里站过——不是约飞研究所的走廊，是柏林工业大学的走廊，1945年，没有暖气，没有灯，只有一面被炸掉一半的黑板。我的教授用粉笔头在那半面黑板上写完了最后一节课。那节课的内容是量子力学基础。他说——‘记住了。这些东西比战争活得久。’他叫马克斯·冯·劳厄。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理论物理学的最后一代守夜人。他写完那一行公式，把粉笔头放回粉笔槽里，对我们说——下课。然后他走出教室，被美军宪兵带走了。”他没有再说下去。窗外，列宁格勒大街的风把积雪吹起来，像一场迟到了四十七年的葬礼。

李家港接过名片。名片上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公司logo，没有职称。他把名片放进口袋，站起身。“我会打的。”

他走出饭店的时候，列宁格勒大街的风灌进领口。他看了一眼腕上的那只老式电子表——表盘上停着的时间是1978年某个暴雨夜的凌晨，这只表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走过，但他每一次出门都会把它戴在手腕上。那个摆摊的老人还在。有人在他的摊位前停下来，弯下腰看了看那些勋章，然后摇摇头走了。老人没有抬头，继续用那条破围巾擦一枚金星奖章。围巾的线头散开了，在莫斯科二月的寒风里像一面没有旗杆的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