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从自己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双新袜子——厚羊毛袜，还是苏联国营纺织厂产的，标签还没拆。不是新买的，是他自己从研究所出发前塞在口袋里备用的。他把袜子放在库兹涅佐夫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

“穿上。这双袜子比你的拖鞋新。脚趾不冷，心就不虚。下来。”

库兹涅佐夫站在舷梯顶端，低头看着手里那双羊毛袜。标签上的俄文写着“苏联轻工业部监制·1988年·列宁格勒”。

他捏着那个标签，指节泛白。然后他在舷梯最上面那级台阶上坐下——不是蹲，是坐。把防静电拖鞋脱下来，把那双新羊毛袜套在只有一半的脚趾上，再把鞋穿回去。鞋头里的《真理报》没有扔掉，他把它叠成一个小方块，放进了衬衫口袋。

然后他站起来，走下舷梯。他左脚还是有点跛，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不是台阶稳，是他的脚稳。一个能为液氦冷却泵的密封圈守一整夜不肯离开的人，能在感染坏疽、自己承受截趾之痛的情况下继续完成极低温量子阱光增益谱测量的人，他的脚下是什么路面根本不重要。他曾经站过的地方，比任何地面都更踏实。

李家港走上前，没有握手，没有说欢迎词。他只是看了一眼库兹涅佐夫衬衫口袋里露出的那角泛黄的《真理报》，说了一句话——“实验室已经准备好了。恒温。正压送风。液氦冷却泵和配套密封圈全部到位。那个盒子可以放在你自己的实验台上，没有人会拿错。”

库兹涅佐夫听完翻译之后，他没有说谢谢。他只是把怀里那个用胶带缠了好几层的硬纸盒从抱在胸口的姿势换到夹在腋下的姿势——这样他的右手可以自由活动。

如果他需要握粉笔，他随时可以握。然后他跟着他的导师走进航站楼。香港四月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停机坪上，很直，比任何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来的线都直。

李家港转过身，走向站在航站楼门口的林知夏。这位社交障碍的天才芯片设计师今天穿了一件洗得过于干净的白衬衫，袖口有折痕，不像是被人折的，像是一直放在盒子里没穿过的。他的眼神在躲闪，但他站的位置很靠前——不是躲在人群后面，是站在所有人前面。

然后他看到了阿尔费罗夫。他的目光停在阿尔费罗夫右手食指上那道橡皮筋勒过的紫红色印子上，然后又看到阿尔费罗夫食指上的老茧——那不是被橡皮筋勒出来的印痕，是长期握粉笔形成的。在虎口偏下一点的位置，被石墨染成了铅灰色，边缘发亮。

他停在那里，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根手指，像是看着一面镜子——一面照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镜子：如果他没有来创世纪实验室，如果他留在大学里当一辈子教书匠，他的手指上也会有同样的茧。但阿尔费罗夫是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用绑在手指上的粉笔头，花了四年解出四个边界条件的量子阱模型。而他是在恒温恒湿的无尘室里，用了七个边界条件。七个。阿尔费罗夫只用了四个。不是他不如阿尔费罗夫，是因为阿尔费罗夫花了四年。四年——在暖气停了零下二十度的实验室，每天用两毫米粉笔，写满了擦，擦掉再写。四年，只用四个边界条件就够了。

“你的模型。七个边界条件，可以简化到四个。”阿尔费罗夫先开口了。他用俄语说了一遍，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重复了一遍，然后把自己的右手举起来，让林知夏看到自己食指上那个茧的位置。“把变量倒过来。不需要七个。”

林知夏看着那根手指上的茧，没有说话，只是在面前的空气中划了一个偏微分符号。不是从左边划到右边，是倒过来——从下方往上旋。阿尔费罗夫看着那个倒旋的偏微分符号，笑了。那是陈志明在过去几个月中见到他以来，第一次笑。

不是嘴角往上翘那种笑，是一种更深的，从眼角皱纹里漫出来的笑。然后他从自己随身带的帆布袋里掏出那截只剩两毫米的粉笔头——那截来自莫斯科大学1988年生产、还剩最后半盒的粉笔，在暖气停了的约飞研究所半导体物理实验室的黑板上写过无数行偏微分方程，消耗到只剩这一点点。他把它放在林知夏手心里，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轻，像是在把一枚苏联英雄勋章放在战友的墓碑前——“这截粉笔，送给你。它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写完了所有的方程。现在你可以用它写新的了。四个边界条件，不是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