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香港。启德机场。

一架从赫尔辛基转机过来的包机降落在跑道上。不是民航客机，是创世纪集团从芬兰航空包下的一架麦道DC-10货机，客舱里没有推餐车的空姐，没有免税品目录，只有人。三十二位前苏联科学家，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明斯克、新西伯利亚五个城市，七个研究所。最年长的七十三岁，是莫斯科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科洛廖夫——那个和苏联火箭总设计师同姓的半导体异质结专家。

最年轻的二十九岁，是基辅半导体物理研究所库兹涅佐夫的学生，左脚少了两根脚趾尖，但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用胶带缠了好几层的硬纸盒——里面装的是他在零下三十度实验室里守了一整夜保住的液氦冷却泵。

他把盒子抱得死紧，从赫尔辛基到香港的整个航程中一次也没有松开过，空乘人员劝他把盒子放在行李架上，他只是摇头。

他不会说英语，但他的导师替他翻译了——“他说他不是不信任行李架，是不信任自己。他怕万一睡着了，盒子被人拿错了。这是他做了五年的东西，不能丢。”

李家港站在停机坪边上，看着那三十二个人依次走下舷梯。科洛廖夫走在最前面，穿着那件1983年产的苏联军大衣，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结成球的灰色羊毛。他身后是阿尔费罗夫教授，右手食指上还留着橡皮筋绑过的印子——一道淡淡的紫红色压痕，在四月的阳光下隐约可见。

马尔丘克教授走在第三位，手里提着一个帆布袋，袋子里装的是库兹涅佐夫那份极低温光增益谱实验报告的原件。

卡尔波夫教授最后一个走下舷梯，手里捧着从明斯克阁楼上带下来的那面圆形反射镜——那是他从一台报废干涉仪上拆下来的。

在飞机上他用自己的大衣裹着它，不是怕冷，是怕镜面被划伤。大衣的内衬还留着漂白粉洗过的白色，和他签合同那天一样——只有内侧还用漂白粉洗过，只有内侧还是白的。

李家港看着舷梯最顶端——还有一个年轻人站在机舱门口，不肯下来。他的左脚有一点跛，脚上穿的不是棉鞋，是一双实验室防静电拖鞋，鞋头里塞着报纸。香港四月的温度是摄氏二十四度，他穿了四件毛衣。不是怕冷，是他就这些衣服——全副家当都穿在身上了。

他是库兹涅佐夫，那个为守液氦冷却泵冻掉两根脚趾尖却依然不愿离开自己岗位的青年科学家。

“他为什么不肯下来。”李家港问。

科洛廖夫回头看了一眼。“他说——他的拖鞋太破了。第一次到香港，不好意思。”

阿尔费罗夫没有说话，他转身上了舷梯，走到机舱门口，站在库兹涅佐夫旁边，看了一眼他鞋头里塞的报纸。

1989年的《真理报》，头版头条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已经泛黄了，但每一个俄文字母都还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