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深秋。香港。

沈嘉仪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报告。不是财务报表，不是并购方案，是养和医院妇产科的验血单。HCG——阳性。孕周——七周。她把报告放在桌上，用平时签百亿级并购合同的那支钢笔，在报告右上角写了一个字——“知。”不是“知道了”，不是“确认”，不是任何合同用语。只是一个字。然后她合上钢笔帽，把报告放进手袋里，对秘书说下午的会议推迟到明天。理由是“身体不适”。秘书愣了一下。沈嘉仪从来不会身体不适，她连发烧都坚持开完董事会才去打点滴，有一次急性肠胃炎犯了，她一边打点滴一边用另一只手翻并购协议的附件，翻了整整七十页，每一页都用红笔标出了需要修改的条款。但现在她说身体不适，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今天的汇率波动零点几个百分点。

她没有回家，去了方洁瑛的画室。画室里弥漫着松节油和亚麻仁油混合的气味——方洁瑛正在画一幅新作品，画面上两棵大树之间那棵小树苗已经长出了第三片叶子。方洁瑛正在用最细的狼毫笔蘸藤黄调赭石，给那片新叶勾叶脉。沈嘉仪从手袋里拿出那张验血单放在画架旁边的矮桌上。方洁瑛看了一眼那张纸，放下画笔，用抹布擦掉手指上的颜料，然后拿起那张纸看了很久。不是看数字，是看右上角沈嘉仪用钢笔写的那个字——“知。”

“你告诉他了吗。”

“还没有。我想先问你——四十二岁。高龄。风险概率是多少。”

方洁瑛放下验血单，站起来走到沈嘉仪面前。她比沈嘉仪矮半个头，但她抬起头看着沈嘉仪的眼神，和多年前她在天桥下摆摊卖画时第一次见到那个穿着银行制服的年轻女人一模一样——那时候她说，“你是来收债的。”现在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沈嘉仪垂在额前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轻，像在画布上勾一道最细的叶脉。

“医学上有一组数字。但有一件事比数字更精确——银杏的根和紫荆的根在地下缠在一起，谁也不知道它们缠了多深。但我知道一件事——风来了，叶子会落。叶子落了，来年春天还会再长。你今年四十二岁，不是六十二岁，不是七十二岁。你还有力气把香槟倒进花槽里，还有力气在凌晨三点调集资金追加报价，还有力气在东京帝国酒店八点半推门走进会议室。你有的是力气。”她松开手，把那缕头发整理好，“这个孩子——名字我已经起好了。不是我的。是你和他的。但我帮你查过——《说文解字》——‘知’字，‘从口，从矢。’口是说出来的话，矢是射出去的箭。说出去的话像箭一样不能回头。你们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知’。知不知道的知。知进退的知。知远——知道远方有多远，也知道回家。”

“你怎么知道会是男孩。”

“我不知道。但我画了那片新叶子——叶脉是扇形的。银杏的叶子是扇形的，紫荆的叶子是心形的。扇形的叶脉是直纹，从叶柄一直通到叶缘，不拐弯。心形的叶脉是网纹，从叶柄出发，在中途分成无数细支，每一支都通往不同的方向。我画的第三片叶子——是直纹。”

1996年夏。养和医院产房。

走廊里的日光灯跳了一下。不是坏了，是电压不稳。香港旧区老化的电网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偶尔会抽搐一下，像是老人在打嗝。李家港站在产房门口，背靠着墙。他已经在这个位置站了好几个小时。阿强从深圳工厂赶过来，还穿着工装，上面沾着下午新到的苏州晶圆厂试产样品留下的硅粉，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极细的银灰色反光。他想说几句宽慰的话，但他这辈子最擅长的是用耳朵分辨注塑机液压泵的异常振动，不是安慰人。他只是站在老李旁边，和他一起靠着墙。福伯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他耳朵已经很背了，但他能听到产房里那台胎心监护仪发出的嘀嘀声。每一次嘀声都像一颗小石子丢进深井里，等了好几秒才听到回响。

门开了。医生走出来，口罩还没有摘，但眼角有一点弧度。不是职业性的微笑，是那种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紧张之后终于可以松懈下来的弧度。“李生。母子平安。”

李家港走进去。沈嘉仪躺在产床上，脸色苍白，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额头上。她睁开眼睛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力气说话，但她用手指在床单上写了一个字。不是“知”，不是“孩子”，不是任何她事先想好的名字。她写了——“远”。她知道他知道，他早就知道。1995年秋天她在验血单上写“知”，方洁瑛在她耳边说“知远——知道远方有多远，也知道回家”，他在隔壁房间听见了。他们都知道。这个名字不是她一个人起的，不是他一个人起的，不是方洁瑛一个人查《说文解字》查出来的。是她在产床上用最后一点力气写出来的——不是笔，是手指。不是纸，是床单。不是远方的远，是回家的路有多远。他握住她的手，把她写字的那个手指轻轻按在自己掌心里，很久没有松开。

那个孩子——沈知远——被护士抱过来的时候没有哭。眼睛睁着，很黑，很亮。李家港把他抱在怀里，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说了一句——你妈妈今天很累。让她睡一会儿。你以后有的是时间问她问题。她会用数字回答你。每一个数字都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但你要记住——她教你的第一课不是数字。是那个用手指写在床单上的字。不是“知”，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