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天，李启明站在剑桥大学工程系的实验室里，看着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从混乱的锯齿状变成了一组排列整齐的方波脉冲，每一个上升沿都卡在网格线的正中央，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尺子量过。他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从零开始写了一个小型操作系统内核。不是用现成的开源代码改的，是每一行都自己写的——启动引导程序、内存管理模块、进程调度器、文件系统接口。他给自己的内核起了个名字：“MingOS”。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他父亲都不知道。他把所有源代码打印出来，订成一本厚厚的册子，封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MingOS v1.0——李启明，剑桥大学工程系，1996。”这本册子现在摊开在示波器旁边，最后一页的页码在他手指下微微卷起。

实验室的门被推开，他的导师、剑桥工程系计算机架构领域的老教授站在门口。他扫了一眼示波器上那组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方波，又扫了一眼桌上那本厚得能当砖头使的源代码册子，沉默良久。

“启明——这个内核，你从bootloader到文件系统接口，全部自己写的？”

“是。”

“你知道Linux内核第一个版本是多少行吗。大概一万行。你这个——我目测至少两万行。你一个人，两年，两万行。你为什么不直接用Linux。”

“因为我想知道操作系统的每一行代码是干什么的。不是读出来的，是写出来的。”

老教授摘下眼镜用袖口擦着镜片，这个动作表明他在思考一件不太容易说出口的事。他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把桌上那本源代码册子拿起来掂了掂，然后说了一句让李启明记住了一辈子的话——“你父亲在香港做芯片。你在剑桥写操作系统内核。你们父子俩一个做硬件，一个做软件，中间隔了九千公里和八个时区，但你们在做同一件事——不信任别人替你写的代码。你父亲不信任别人替他做的中周变压器，所以他自己绕线圈绕了好几百次。你不信任别人替你写的操作系统，所以你自己写了两万行。你知道这种性格叫什么吗——工程师的傲慢。不是贬义。是最高级的褒义。傲慢到不愿意用别人的半成品，傲慢到相信自己能从零开始做出更好的。你父亲用烙铁一根线一根线地焊接出第一台收音机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你和他之间隔着这九千公里、八个时区和两万行代码——但你们的傲慢是同一块硅片上刻出来的。”

李启明没有说话。他把那本“MingOS”源代码册子合上，装进书包最里层，和那份他还没有寄出去的信放在一起。

傍晚回到宿舍，他坐在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鹅黄色底纹，纸质很厚，是方洁瑛多年前从湾仔那间开了几十年的文具店买了寄给他的，信纸右下角印着一朵极小的紫荆花剪影。他拿起钢笔，写了几个字又划掉，揉成纸团扔进废纸篓。废纸篓已经快满了——从下午到现在他扔了十几个纸团，每一团都是同一个开头——“爸，妈——”接下来就写不下去了。最后他终于落笔，只写了一句话：“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未来的人。”他顿了顿，又在下面添了一行——“但我只想做一个现在的人。一个能用烙铁焊电路、能写操作系统的现在的人。”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香港老宅的地址。没有写收件人。他知道不管写不写名字，这封信都会送到那三个院子里——东翼种紫荆，西翼种银杏，中间那棵已经长了十几年的银杏树，叶脉还是扇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