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清晨。香港。

天台上只剩李家港一个人。烟花已经散尽了，维港上空最后一缕硝烟被晨风吹散。那碗红豆沙还放在石桌上，碗沿上那道极细的冲口在晨光里若隐若现。他端起碗喝了一口，凉的，但陈皮的回甘还在舌尖上。他想起很多年前在车间里用废料做那枚戒指的那个深夜——他没有父母了，方洁瑛也没有家了，他对她说“我们在一起，就是家”。那枚戒指的戒面是收音机旋钮的微型复刻，刻着紫荆花。后来那枚戒指陪她画了二十年画。后来有了第二枚戒指，在信贷部走廊里追出来的那个女人，她不要戒指，她说数字就是她的仪式。他给了她一整个港湾投资。后来有了第三枚——楚梦瑶还没有来，但她写了一本书叫《我见证的时代》，扉页上写着“献给李生，和所有点亮时代的人”。三个女人，一个是画紫荆花的设计师，一个是把香槟倒进花槽里的银行家，一个是用三十年写一本书的记者。他欠她们每个人一枚戒指。但她们每个人都说——不要戒指。要白水。要合同。要书。

他端起玻璃杯喝了口水，然后从天台上走下来。

书房里，爷爷的笔记本摊开在桌上，停在扉页那行“科技救国”前面。字迹被时光磨得微微模糊，四个字边缘的墨水洇进了纸纤维里。他伸出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行字，然后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本来是空白的，现在多了一行字，是启明的笔迹——“1996年。MingOS v1.0。李启明。剑桥。”墨水很新，没有被时光磨损过。他拿起钢笔，在启明那行字下面加了一行——“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创世纪集团全球总部正式从香港迁往浦东。从今天起，没有国内和国外，只有一个市场叫世界。”然后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松本健一寄来的那张餐巾纸照片，餐巾纸背面多了一行新写的钢笔字——“1993年。重返半导体。松芝实验室。精简指令集架构。新一代。”他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里，和爷爷的“科技救国”放在同一页。

方洁瑛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件熨好的衬衫。“今天要去中环看升旗。然后去启德机场接楚梦瑶。”

“楚梦瑶。”

“她刚拿了中国新闻奖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你看了吗——‘有人说我一生未嫁。我嫁了——嫁给了一个时代。’她今天下午到香港。亚洲电视要做她的专访。她说要先来老宅，有话要当面跟你说。不是电话里说的那种话。是等了三十年才说的话。”

李家港站起身，接过衬衫。方洁瑛替他理了一下领口，手指在他锁骨位置轻轻按了一下——那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次他出门前她都会按一下那里，像是在盖一枚看不见的章。然后她退后一步，歪着头审视了一下他的全身，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画了一辈子紫荆花的人对线条的挑剔。窗外的维港在晨光中一片宁静，对岸尖沙咀钟楼的时针走过七点。铜钟敲响的声音越过海面，传进这间摆满了旧物的书房。那口钟听过日据时期的警报、听过五十年代难民潮的汽笛声、听过八十年代中英谈判的风声鹤唳、听过港元危机和黑色星期一的慌乱脚步声、听过日本泡沫破裂后亚洲金融格局剧烈震荡的余响。每一次香港被唱衰那口钟都没有停过。现在它敲响了回归后的第一个清晨。而他站在窗前，看着这片他守了快二十年的海港，忽然想起昨天——楚梦瑶在电话里跟他说：“李生。我写完了。不是书的最后一章——是扉页。扉页上的那句话，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写了。”他当时没有问她那句话是什么。他知道她会亲口告诉他。不是今天——是明天。不是电话里——是在老宅的紫荆花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