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梦瑶在老宅住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她拎着手提箱从西翼客房走出来，方洁瑛在院子里给紫荆花树修剪枝条，沈嘉仪在银杏树下看那份关于联系汇率制度稳定性的分析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结论”旁边她写的那个“稳”字墨迹已经干透。启明和知远蹲在院角，用烙铁焊一个简单的电路板，知远的笔记本摊在膝盖上，铅笔夹在耳朵后面。

“我要回亚洲电视了。专访定在明天下午。然后飞北京——央视要做一个关于香港回归的系列纪录片，请我做顾问。”楚梦瑶把行李放在石径上，走到方洁瑛面前。“方小姐——三十年前你给他设计的第一个收音机外壳，紫荆花图案是我见过最美的工业设计。那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报道，标题叫《收音机外壳上的春天》。那篇稿子被总编毙了，说太文艺。我把它锁在抽屉里锁了三十年。昨天我在书里写进去了——不是正文，是扉页。”

“扉页上不是‘献给李生’吗。”

“是。但‘所有点亮时代的人’——第一个就是你。1978年天桥下摆摊卖画，你给他画了镂空紫荆花。他卖出了第一万台收音机。没有你那朵紫荆花，他的收音机只是一台能发出声音的铁皮盒子。有了那朵花，它成了香港家庭客厅里最显眼的摆设。他后来做了芯片、操作系统、半导体产业链——但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你那朵紫荆花开始的。这个时代是被一点一点亮起来的——你点的第一盏灯，在天桥下的画摊上。”

楚梦瑶又走到沈嘉仪面前。沈嘉仪合上报告，从石凳上站起来。两个人对视。一支旧钢笔还放在石桌上，笔帽上磨出黄铜底色，阳光照在笔身上，反射出一小片暗金色的光斑。

“当年我在这支笔下面给你写了五个字——‘去写吧。别等结局了。’你等了三十年才动笔。现在书写完了。扉页上的那句话——终于写对了。”沈嘉仪拿起那支钢笔，把笔帽拔开，在报告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字——“献给楚梦瑶。你写的不只是他的时代。你写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时代。”然后她合上钢笔帽，把这支旧笔放回楚梦瑶手里。

楚梦瑶低头看着掌心里那支钢笔，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她没有说谢谢，只是说：“扉页上那句话我改了三十年。不是想不出更好的句子——是我想等一个结局。等他的结局，也是我的结局。现在我终于知道结局应该是什么了。结局不是一个句号，是……”

她没有说完。但沈嘉仪知道那句被咽下去的半句话是什么。和多年前那个凌晨在电梯里被她自己咽下去的另外半句一模一样——“去写吧。别等结局了。有些人没有结局。”现在楚梦瑶终于知道了：不是没有结局，是结局不需要句号。因为这栋老宅里住着的所有人——紫荆、银杏、还有中间那棵刚破土的小树苗——她们不需要结局。她们只需要继续往下写。

楚梦瑶把笔放回手提包里，拿起行李箱，转身走向门口。走出几步停住了，回头看着方洁瑛和沈嘉仪。晨光从东翼院子那棵紫荆花树的枝叶间漏下来，落在她的肩上。她的灰白短发在光线里泛着一层很淡的银色。

“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事，不是在颁奖典礼上说我嫁给了一个时代。是嫁给这个时代里唯一一个让我等了三十年才敢把扉页写完的人。但我永远不会改口叫他老公。我叫了他三十年李生——这辈子都改不了。他注定不是一个人的丈夫。他是这个时代的——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家人。紫荆花、银杏、桂花——同根同枝同风雨。三棵树下面，还站着一个记录者。记录者不需要名字，只需要一支笔。这支笔写了三十年，从《山寨大王的野心》到《点亮时代的人》。标题变了，人没变。人没变，就够了。”

方洁瑛把剪刀放在石阶上，走到楚梦瑶面前，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楚梦瑶额前那几缕被晨风吹散的灰白碎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轻，和她多年前在沈嘉仪耳边替她别起那缕碎发时完全一样。然后她拿起石桌上那碗已经晾凉的红豆沙，放在楚梦瑶手里。“带上。路上喝。”

楚梦瑶端着那碗红豆沙，碗沿上那道极细的冲口在晨光里若隐若现——很多年了，从来没有漏过一滴汤。她低头看着那道冲口，然后抬起头，没有说再见，只是说：“下次来——给我留一碗热的。”转身走出老宅大门。门外维港的晨光正铺满整片海面。紫荆花树下，方洁瑛重新拿起剪刀继续修剪枝条。银杏树下，沈嘉仪重新翻开报告，拔开钢笔帽，在“结论”旁边又添了一行字。院角里，启明的烙铁在电路板上点了一下，一缕松香的青烟升起来。知远的铅笔在笔记本上划了一道——下一个恒生指数收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