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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天桥偶遇

作品:《 香江:从破产电器厂到全球巨头》

星辰ST-101的电路方案定稿之后,李家港在实验台前连续坐了三个晚上。外壳的三视图、电路原理图、元件排位图、注塑机改造方案——所有技术文件都齐了,整整齐齐地叠在实验台左上角,用一枚磁芯压着。唯独喇叭罩上那个虚线框还是空的。

他在图纸上画过好几种图案方案。第一个是简单的圆形阵列,排出来之后怎么看怎么像日本货,平庸,毫无辨识度。第二个是几何线条组合——几根折线交叉成一个抽象的喇叭形状,太冷,像实验室里的信号发生器面板,放在收音机上让人看了不想摸。第三个是手写体的“星辰”二字,写完之后他自己看了半天,把纸揉了。不是字不好看——他练过工程字体,写得工工整整——是不对。字是字,花是花,收音机是收音机,这三样东西没有融到一起。一台收音机的外壳图案,应该是让人看一眼就记住整个产品的气质,而不是让人去读那几个字。

第四天下午,他把铅笔放下,站起来对福伯说了一句“我出去走走”,就出了门。福伯追到门口问去哪,他只摆了摆手。从工厂到旺角闹市走路只要一刻钟。他沿着钵兰街往前,穿过一条满是五金铺的小巷——两旁是卖螺丝轴承砂轮片的老铺头,卷帘铁闸上印着褪色的字号,有些铺头门口还蹲着正在用台钳夹工件的老师傅,手里锉刀一起一落,金属屑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再拐过两个街口就到了旺角中心一带,沿街是密密麻麻的摊档和店铺,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斜斜地打在骑楼的廊柱上,在地面投下整整齐齐的阴影,把行人往来穿梭的身影切成一道道移动的剪影。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拎着菜篮的主妇在干货铺前弯腰挑冬菇,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咬着菠萝包边走边背书,推着手推车的送货工脖子上挂着汗巾,一路吆喝着“借借,借借”,弯腰拣菜的老太太和卖鱼蛋的摊贩为了几毫纸讨价还价。空气里有股烤鱿鱼和鸡蛋仔混合的焦香,烤鱿鱼的摊子支在骑楼柱子旁边,炭火一明一灭,白烟顺着骑楼底往上升,在半空中被楼上的招牌截住,散成一层薄薄的雾气。远处有收音机从楼上敞开的窗户里飘出广播声,好像是赛马评论,一把沙哑的男声在念赔率。

他本来是想来这一带的电器行看看市面上最新款的收音机外壳设计。旺角是香港电器零售的集散地,几条横街加起来有几十家电器铺,从卖日本进口高级音响的专卖店到卖廉价本土收音机的街边档都有。他一家一家地看过去,在橱窗前驻足,把每一台收音机的外观特征在脑子里记了一遍——不是要学,是要避开。索尼的新款台式机,黑色的塑料外壳,方正得像一块砖,唯一的装饰是面板上一条镀铬的横线。松下的便携机,深灰色,旋钮挤在右侧,喇叭罩藏在侧面,合上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工具箱。三洋的中价位机型,棕色的仿木纹贴皮,企图冒充木头,但贴皮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在橱窗里晒得发白。偶尔有几家铺头在角落里摆着本土品牌的机子,更是粗糙——黑色的塑料壳上连个像样的装饰都没有,喇叭罩就是几道平行的横格栅,看起来比日本货更像日本货,因为连设计都在模仿,模仿得还不到位。

他在一家电器行门口站了许久,橱窗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影子。身后不断有人擦肩而过。别人做黑的,他就做蓝的。别人做方的,他就做圆角。别人把喇叭罩藏在机身侧面,他就把它放在正面最显眼的地方。别人把旋钮当成功能件随便一塞,他要把旋钮也做成装饰品。

沿着上海街往北,过了登打士街,人渐渐少了。商铺变成了一排排旧式唐楼的底层铺面,骑楼的廊柱上贴满了招租广告,有些已经泛黄卷边,字迹被雨水洇湿了不知道多少回。楼上的窗户大多是关着的,有几扇窗台上晾着衣服,晾衣竹竿从窗框里伸出来,挂着一排还在滴水的衬衫,在风里轻轻晃荡。再往前走,临近旺角道的一段天桥底下,有一小片自己形成的市集。没有固定铺位,没有营业执照,就是在地上铺一块布,摆上各种东西——旧衣服按颜色深浅摞成一叠一叠,塑料花插在剪开的汽水瓶里,二手手表排成一行表面朝上,反射出高架桥缝隙里漏下来的几缕光斑,不知真假的古董鼻烟壶和铜钱用旧报纸垫着怕磕碰,还有用塑料袋分装的小零食扎口处系着不同颜色的橡皮筋以示区别。摆摊的人大多蹲在地上,低着头,不吆喝,不招揽,像是怕引起谁的注意。偶尔有行人靠近,他们才抬起头看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

李家港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他是从天桥另一侧的楼梯上下来的,脚步没停,眼神扫过那片地摊时也只是习惯性地一扫。这一带他以前没怎么来过,不太熟。但走出几步之后,他停了下来。不是因为哪件东西抓住了他的眼,是因为一种奇妙的不对劲感——那片摊位上,有人在卖画。

不是那种批量印刷的廉价装饰画,不是那种用丝网印在绒布上的复制品。是手绘的扇子。扇骨是最普通的竹骨,扇面是宣纸。纸是最便宜的生宣,吸墨快,容易洇,不是画扇面的理想材料。但那个画画的人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纸的脾性——每一笔墨色都控制得恰到好处,洇开的部分被巧妙地转化为花瓣的阴影,没有洇开的地方线条清晰干净。

他转身走回去。那个画摊在天桥底下最靠墙的位置,光线最差,大半被头顶的水泥桥面遮住了。地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布上摆着七八把扇子。每一把的构图都不一样——有的花枝舒展占据了大半扇面,有的花退在角落只露出半边花瓣,有的斜斜一枝从扇骨缝里探出来。他蹲下来,拿起一把画着紫荆花的扇子,对着天桥缝隙里漏下来的一束阳光仔细端详。

扇面上的紫荆花不是寻常画法。寻常画花,要么是工笔精描——花瓣的每一根脉络都用细笔勾出来,适合画谱,但放在扇面上显得匠气;要么就是把花瓣处理成装饰图案——把花朵简化成对称的几何形,好看是好看,但没有生气。这把扇子上的紫荆花介于两者之间。花瓣的边缘用了工笔的白描,线条很细,勾勒得清清楚楚,每一片花瓣的轮廓都用了两到三种不同深浅的墨线层层叠出,从瓣尖到瓣基的过渡毫不含糊。但花蕊却是用粗笔画的——笔尖蘸满了胭脂色的颜料,在花心处轻轻一点,颜料在纸上微微洇开,像真的花蕊在宣纸上吐出了花粉。

他把扇子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没有画,只在右下角用极细的笔触画了一朵很小的花苞——大概只有指甲盖大小,但花瓣的卷曲方向、花萼的折叠角度都画得一丝不苟,显然是先仔细观察过才下笔的。

“这把多少钱?”他问。

蹲在摊位后面的人抬起头。

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碎花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用针线重新绞过一道细密的锁边。头发用一根皮筋松松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被她往耳后抿了一下,露出左边耳垂上一颗很小很浅的痣。她的眼睛很大,瞳仁深黑,但眼神是收着的,像一只在巷口探头探脑的猫,随时准备缩回去。

“五块。”她说。说的是粤语,但尾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不是本地人说话时那种字字咬实、句尾下沉的腔调,而是每个字与字之间留着一小截极细的气音,像吴语里软绵绵的拖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