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仪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深夜发现自己不再年轻的。那天她在中环办公室里逐笔核对完凤凰能源的季度财报，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颈椎，忽然在玻璃窗的倒影里看到自己鬓角有一根白发。她伸手想去拔，手指碰到玻璃的瞬间停住了。玻璃冰凉，和多年前她在尖沙咀那家老式咖啡厅里第一次以个人身份约李家港喝咖啡时，指尖碰到的咖啡杯是同一个温度。她重新坐回办公桌前，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窗外维港的渡轮正缓缓驶过中环码头，船尾的白浪在海面上扩散了很久才消失。她忽然想起那次也是这样一个深夜，她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拿起手机发了一条只有两个字母的信息。那两个字改变了她的人生。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左手。无名指上什么都没有。她这辈子签过无数文件，每一份都有她的名字缩写和日期，但没有一份是婚书。她忽然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不是开会，不是谈判，不是说数据。她拿起电话打给了方洁瑛。

方洁瑛接到电话时正在画室里给启明缝一颗掉了的纽扣。启明已经五岁了，最喜欢穿那件方洁瑛亲手缝的碎花衬衫，袖口的扣子被他拆了又缝、缝了又拆。她把针线放在膝盖上，听到电话那头沈嘉仪的声音，立刻放下了手里的衬衫。这么多年来她们之间从来没有过那种刻意的亲密，但每次在实验室里碰面时，沈嘉仪总会把她放在阿强手边的搪瓷缸续满新泡的普洱，而她会在沈嘉仪的记事本上随手画一朵极小的紫荆花。方洁瑛轻声问她是不是又加班了，喝红豆沙还是吃陈皮梅。她说陈皮梅是李家港从伦敦酒店带回来的那种，还剩最后几颗，一直给她留着。

沈嘉仪到画室时，方洁瑛已经把茶泡好了。不是咖啡，是普洱。方洁瑛说不加糖不加奶，和她的咖啡一样。沈嘉仪端着搪瓷缸低头看着茶汤里漂浮的陈皮碎丝，忽然说了一句她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发出那条信息，现在会是什么样。”

方洁瑛没有问她那条信息是什么。她只是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炭笔，在摊开的素描本上画了三棵并肩而立的大树。一棵开着紫荆花，一棵结着银杏果，一棵满枝桂花。她在画纸右下角写了一行字，字迹一如既往地纤细工整——同根。她把这页从素描本上撕下来放进沈嘉仪手里，说这个给她留着，以后用得着。

沈嘉仪低头看着画纸上那三棵并肩而立的大树，忽然发现在紫荆树的树根旁边还画着一个极小的人影——那是方洁瑛自己，手里握着一支炭笔，正仰头看着另外两棵树的树冠。她用指尖轻轻摸了摸那个极小的人影，抬头看着方洁瑛，说方洁瑛把自己画得这么小。方洁瑛说不小——是树太大了，她的炭笔只能画这么大。窗外的夜风轻轻吹过紫荆树，树梢上那些新绽的花苞在星光下泛着极淡的粉紫色光泽。两个女人隔着画桌对坐，搪瓷缸里的普洱早已凉透，但谁都没有起身续茶。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和多年前她们各自以不同身份第一次走进那扇铁门时看到的那颗星一模一样，只是今晚它挂在画室窗外，静静地照着三棵并肩而立的大树，和树根旁边那个手握炭笔的极小的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