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组装线跑顺之后，阿强在布达佩斯蹲了半个月，每天和伊斯特万手下的老工程师们一起调机器。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绕了半辈子苏联军标变压器的东欧工人，最服的不是什么先进设备，而是德国造的精密测量仪器。只要是斯图加特产的卡尺，他们拆开外壳看一眼里面的走线，就点头。阿强把这事记在那本起了毛边的记录本上，回到香港后对李家港说：德国人做的东西，弹簧片的回弹力度永远分毫不差。

李家港决定把创世纪欧洲总部设在斯图加特。不是柏林，不是慕尼黑，就是这座以精密制造闻名的城市。他对楚梦瑶说，他要的不是卖收音机——德国人自己做的收音机够好了。他要的是一种技术公信力。创世纪如果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它的产品可以越过所有关于“华资电子厂品质靠不住”的偏见，直接进入欧洲最挑剔的工业客户视野。

楚梦瑶通过德国那边的猎头公司物色到了一个关键人选。对方叫克劳斯·迈尔，在德国一家老牌家电巨头做了十五年设计主管，包豪斯风格出身，最近因为反对管理层全面塑料化的廉价路线被排挤到边缘部门。楚梦瑶在电话里对李家港说：“能在德国工业设计圈混出头的人，没有一个是靠运气的。”

李家港带着阿强飞到斯图加特，在郊区看了一栋旧厂房。前身是一家专做汽车精密传感器的家族工厂，八十年代初在日元升值浪潮中被日本竞争对手打垮，生产线已经停了好几年。车间里还残留着最后一次生产的痕迹——工作台上摊着几张没来得及归档的质检报告，日期栏填着的年份已经很遥远了。他拿起其中一张报告，逐行看上面的检测数据。每一个传感器外壳的壁厚公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道工序旁边有质检员的亲笔签名，签完还盖了一个极小的人名章。他把报告放回原处，对阿强说：“这地方能用。”

克劳斯·迈尔第一次来厂房时穿了一件深灰色风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在空荡荡的车间里站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那台已经停转多年的精密磨床的导轨，然后转过身对李家港说：“这台机器的精度比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新设备还高一个等级。他们把它扔在这里，就像扔掉一把还能用五十年的游标卡尺。”

李家港把从九龙塘带来的几款产品样机摊在他面前，没有讲参数，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是他来做下一代设计，会改哪里。克劳斯拿起曙光学习机的灰蓝色外壳端详了很久，说这颜色放在办公桌上很稳，但放在客厅里太冷。欧洲人买电子产品不只是买功能，也是买一种能和家具放在一起不突兀的感觉。他提议出一款极简工业风的新系列——无螺丝外露面板、哑光磨砂表面、所有按键背光统一用暖橙色。

方洁瑛在九龙塘收到李家港传真回来的设计草稿，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她拿着那张传真纸走到实验台前，指着草稿右下角那朵紫荆花的位置对阿强说：“这朵花开到欧洲了，花瓣的弧度不能变。”她拿起炭笔在自己那张设计稿上又描了一遍花瓣边缘，然后把修改意见传真回斯图加特，只有一句话：紫荆花标签的位置要和收音机喇叭罩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暖橙色背光的色温要和视霸录像机前面板上的背光完全一致。

几周后的一个傍晚，斯图加特郊外的厂房里亮起了第一盏灯。车间里摆着几台刚从匈牙利运来的绕线机，旁边的精密测量仪器全是德国本土造。伊斯特万站在新车间里看着墙上挂的品控标准，发现德文版和匈牙利文版的每一项指标都和他当年绕军标变压器时用的苏联标准对得上——只是精度高了一个数量级。他用匈牙利语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大意是这些德国人大概不会想到，这条生产线的第一枚线圈是一个做了大半辈子苏联军标的匈牙利老头子绕出来的。

克劳斯·迈尔在慕尼黑的公寓里连夜画着第一款极简工业风新系列的外观草图。他在草稿纸右下角画了一朵极小的紫荆花，旁边用铅笔轻轻标注了花瓣的弧度。窗外一颗启明星正低悬在斯图加特郊外的夜空中，和多年前九龙塘旧厂房破洞里透进来的那颗是同一颗——只是这一次，这朵花要开在欧洲的客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