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散场的时候，中环的霓虹灯已经灭了一半。

沈嘉仪没有走。她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动过的香槟。宴会厅里的鲜花篮还在散发甜腻的百合香，混合着打翻的红酒和烟灰缸里被拧灭的雪茄头的气味，像一场盛宴的尸体。她看着窗外的维港。对岸尖沙咀的钟楼指针指向凌晨一点。

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声音由远及近，在她身后停住。

“李生让我送您回去。”是楚梦瑶。

沈嘉仪没有回头。她端起那杯香槟——今晚的第一杯，也是唯一一杯——一饮而尽。气泡在喉咙里炸开，很细，很短暂。她把空杯子搁在窗台上，杯沿上留了一道浅浅的口红印。

“你没喝。”楚梦瑶在她对面坐下。她也穿了一身黑——黑色西装裙，黑色平底鞋，头发用一根银色发夹别在耳后。和十三年前在《香江财经日报》第一次采访李家港时一样，不施粉黛。

“我喝了。”

“你杯子是满的。一整晚。”

沈嘉仪笑了一下。不是被拆穿的尴尬，是一种很淡的、像是在自嘲的笑。“那杯是我刚从托盘上拿的。之前那些——都倒进花槽里了。”她指了指窗台下那株发财树。树下的泥土还是湿的，泛着琥珀色的光泽，像刚下过一场只有酒杯才看得见的雨。

“倒了多少年。”

“八年。从1983年开始。港元危机那年，李生第一次带我来这间会所庆功。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在喝酒。他告诉我——‘赢的时候不要笑。笑是给自己看的。别人只要看到你的签字。’从那以后，每一场庆功宴，我都把香槟倒进那株发财树里。”她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归档的投资备忘录。

楚梦瑶没有说话。她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放在桌上。沈嘉仪没有哭。她只是看着窗外的维港，眼神很干。十三年来她一直是这样的眼神——在信贷部追出来叫住那个被所有人敷衍的年轻人的时候，在港元危机最低点把全部流动资金押上去的时候，在黑色星期一深夜调集资金追加报价的时候，在东京帝国酒店八点半推门走进会议室的时候——都是这个眼神。冷静、精准、没有多余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