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圣彼得堡。气温零下三十一度。

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后门开在一条被积雪吞没了人行道的巷子里。陈志明——创世纪实验室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三十一岁，香港出生，剑桥电子工程博士——站在那扇铁门前，跺了跺脚。不是敲门，是跺脚。脚冻麻了，雪地靴的橡胶底在零下三十一度的空气中硬得像一块钢板。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创世纪人事部的俄语翻译，从香港中文大学借调来的，中山装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怀里抱着一台便携式暖气机；另一个是深圳工厂派来的后勤主管，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里面装着二十条黑面包、十二盒午餐肉罐头和五瓶医用酒精。不是伏特加，是医用酒精。医用酒精在今天的圣彼得堡比伏特加值钱——可以消毒伤口，可以擦洗冻疮，可以掺一半水冒充伏特加在跳蚤市场换到新鲜牛奶。

“陈工，我们为什么不走正门？”翻译的牙齿在打颤。

“正门有克格勃的退休人员在摆摊卖窃听器。他们看到中国人会涨价。”陈志明说。

铁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一只眼睛。灰色的，很老，眼白里布满了血丝。不是熬夜熬的，是长期在低温环境下工作导致毛细血管反复破裂留下的永久性瘢痕。

“我们是创世纪的。”陈志明用英语说，然后指了指翻译怀里那台暖气机。“这是电动的。不用油。”

门开了。

开门的人是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切尔年科，六十一岁，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主任。他穿着一件1983年产的苏联军大衣，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灰色羊毛，毛已经结成了球，像一枚没有化干净的雪粒。他看了一眼那台便携式暖气机，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不是东正教那种从额头到胸口再到左右肩膀的画法，是随便在胸口划拉了两下，像是某种压缩过的仪式。

“进来。实验室在走廊尽头。电梯坏了两年了，走楼梯，四楼。注意脚下——五楼的水管上个月冻裂了，水流到四楼冻成了冰。没人来修。”

楼梯间里确实结了冰。冰从楼梯扶手往下挂，形成一列不规则的冰柱。最粗的一根有人手那么宽，从扶手一直垂到台阶上，像一座被冻住的小型瀑布。陈志明扶着扶手往上走，手套被冰柱的棱角划破了一道口子。他没有松开。因为他知道这根冰柱是水管冻裂之后水流到楼梯间形成的——水从五楼往下淌，经过四楼的时候还在流，到了三楼就开始凝固，最后在扶手和台阶之间结成了一条半透明的琥珀色冰柱。不是纯白色。是琥珀色。因为水里掺了锈。那根水管是1937年装的，和约飞研究所同年建成。锈是斯大林时期的，水是叶利钦时期的，冰是今天的。

四楼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上的铭牌还在——“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主任：维·伊·切尔年科。1971。”铭牌上的俄文字母已经褪色了一半，1971的“7”字那横被人用黑色马克笔描过，比其他的数字都新。不是去年描的，是今年。切尔年科上个月刚描的。他要让这个数字保持清晰，因为有人要来签合同，他怕人家找不到他的实验室。

陈志明推开门。实验室里的温度大概比户外高五度。窗户被封死了——不是用木板，是用旧期刊。1989年到1991年的《苏联物理学评论》，一摞一摞堆在窗台上，用透明胶带粘住。最上面一本的封面是一篇关于量子阱激光器阈电流密度的论文，作者之一就是切尔年科。他用自己的论文挡住了圣彼得堡二月的寒风。实验台旁边站着十几个科学家，穿着大衣，戴着羊毛手套。最年长的一位头发全白了，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金属折叠椅上。他的右手食指上绑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另一端绑着一截粉笔头。粉笔头很短，大概只剩两厘米，但他还在黑板上写着。黑板上是一组偏微分方程，从左边写到右边，从右边写到天花板，又从天写到地，字迹一丝不乱，像是一篇正在被续写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