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2年2月，基辅。气温零下二十三度。

乌克兰科学院半导体物理研究所的正门被积雪封住了。不是今天封的，是一月的暴雪把门前的台阶埋了大半，此后没有人铲过。铲雪的人上个月辞职了，在街角摆了个修收音机的摊子。他修了一辈子苏联产的收音机，现在苏联没了，收音机也没人听了，但收音机里的电容和电阻还能拆下来卖给黑市。一个电容换一条黑面包，一个电阻换一盒火柴。

陈志明踩着没膝的积雪绕到后门，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五盒抗生素——不是广谱的那种，是苏联自己生产的左旋霉素，白色药片，没有糖衣，苦得能让舌头麻半天。这种药在黑市上用伏特加换不到，只能用美金。他的翻译把剩下的抗生素背在背上，怀里揣着医用酒精——不是掺了水的那种，是纯度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用酒精，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不会结冰。后勤主管今天没有来，他留在圣彼得堡协调运输，要把一台重达两吨的MBE分子束外延设备从约飞研究所的实验室拆下来，运到赫尔辛基，再从赫尔辛基转海运到深圳。那台设备的真空腔体已经生了锈，但科洛廖夫说他可以用芬兰教授送的那半瓶真空泵油让它重新工作，所以后勤主管把剩下的医用酒精全部留给了圣彼得堡的研究所，让他们可以在拆设备的时候不被冻伤。

后门的铁把手被冻住了。陈志明脱下手套，用掌心贴在铁把手上。热量从皮肤传到铁皮，冰开始融化，发出一声极细的咔嚓声。翻译在后面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陈工你的手会冻伤的。陈志明没有回答，直到冰化的水从指缝间滴下来，铁把手能转动了，才松开。掌心的皮肤红了一片，但没有破。他重新戴上手套，推开门。

走廊里的温度比户外高。不是因为暖气，是因为有人在这里做饭。走廊尽头，一个穿着三件毛衣的老妇人蹲在电炉前面煮汤。汤里只有土豆和盐，但她搅动汤勺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煮一锅罗宋汤——那种需要熬一下午才能把牛骨里的髓熬出来的浓汤。她抬头看了一眼来客，用乌克兰语问他们是来找谁的。翻译还没开口，陈志明从帆布袋里掏出一盒午餐肉，放在电炉旁边。铁皮罐头在炉火的映照下闪着光，像一块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银锭。老妇人看了一眼午餐肉，没有动，但她搅汤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她指了指走廊尽头那扇门——“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主任：格·伊·马尔丘克。”和莫斯科约飞研究所一样，铭牌上的俄文字母褪色了一半，“1969”的“9”字那钩被人用蓝墨水描过，比周围的字都新。

陈志明推开门。

实验室里的人比他想象的多。不是十几个——是二十几个。他们围着一张实验台站成一个半圆，台上摊着一叠图纸，图纸上用铅笔画满了能带结构图和量子阱的能级跃迁示意图。最年长的那位站在图纸正前方，手里拿的不是粉笔，是一根削尖的木炭。没有粉笔了。基辅的黑板粉笔厂去年秋天停产了，因为生产粉笔的石膏矿在顿巴斯，顿巴斯正在闹独立，矿上的人用炸药炸开了矿道，不是为了采石膏，是为了挖煤。煤可以烧暖气，石膏只能做粉笔。粉笔不能取暖。所以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没有人挖石膏。那位老人用木炭在实验台上画了一道能带弯曲的曲线，线条很细，像是用钢笔画的，但因为木炭的质地比粉笔软，线条边缘有一层极细的碳粉，在实验台的白色台面上扩散成一道灰色的晕影。

“马尔丘克教授。”陈志明用英语说。

老人抬起头。他大概和科洛廖夫差不多年纪——七十出头，头发全白，胡子也是白的，但眉毛还留着一点灰色。他放下木炭，用一块破布擦了擦手。那块布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变成了炭黑色。他看了陈志明一眼，又看了看翻译，然后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你们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会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研究所都签了。科洛廖夫和阿尔费罗夫都签了——你们的暖气机已经运到圣彼得堡了。我们这里是基辅。基辅比圣彼得堡穷，比莫斯科更远。我以为你们不会来。”

“我们带了抗生素。左旋霉素。五盒。还有医用酒精——不是掺了水的那种。”

马尔丘克的目光在帆布袋上停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些年轻研究人员谁也没有说话。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研究员把手里那根同样削尖的木炭放在实验台上，动作很轻，像是怕折断了它。木炭已经短得只剩两指节了，再削一次就要用完了。

“你们不是来签合同的。”马尔丘克说，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不是问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