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明看着他。“不是。”

“你们是来送药的。”

“是。但我们也带了合同。条件和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一样——实验室恒温。工资不是按这里的水平算的，是按香港的水平。家人可以一起接走，住宿安排在大学旁边。不需要排队。”

马尔丘克低着头沉默了许久。那个戴眼镜的女研究员低下头，把实验台上的图纸一张一张收起来，动作很慢，像是在叠一件不会再穿的衣服。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到几乎被窗外灌进来的风声盖过——“我们这里有个同事，叫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他是做量子阱激光器低温测试的。他去年冬天在实验室里守了一整夜，看着那台唯一能用的液氦冷却泵。不是做实验，是怕它冻住。液氦冷却泵里的密封圈是橡胶的，在零下三十度会硬化。硬了就会漏气，漏了就会失真空，失真空泵就废了。他没有用电炉——电炉的功率太大，会把实验室的总保险丝烧断。他用大衣裹着那台泵，在零下三十度的实验室里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泵还在转，但他的脚趾冻掉了两个。不是整个脚趾，是每个脚趾最上面那一节。冻掉的组织在解冻后出现了坏疽，我们自己用手术刀给他截了趾尖。没有麻药，我们用那瓶医用酒精兑水——一人一口，轮流灌他。他咬着一条毛巾，没有叫出声。手术后伤口感染了，我们给他用了左旋霉素，保住了脚掌。他现在走路要拄拐杖，但还能做实验。他上周完成了一组极低温下量子阱激光器的光增益谱测量——在他失去两个脚趾尖的那间实验室里完成测量的。那份报告还在桌上，我没有寄出去。因为我不知道寄给谁——苏联没了，我们的上级单位两周前被撤销了，拨款停了，邮政系统还在运转但不知道能转多久。你们的科洛廖夫教授在莫斯科，阿尔费罗夫教授在圣彼得堡——他们至少还有一扇缺了角的窗户可以用旧期刊糊上。我们连期刊都不够——我们用来糊窗户的是实验室的记录本。都是手写的，每一页都记满了数据。”

马尔丘克走到实验台前，翻开那叠图纸最底下的一张。不是能带结构图，是一份实验报告。纸质很糙，是那种苏联标准的灰黄色再生纸，但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放了整整一个冬天也没有变脆。报告最后一页的签名栏里写着一个名字——“安·瓦·库兹涅佐夫”。笔迹不太稳，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不是手抖，是天冷。拇指和食指捏笔的地方还包着纱布，纱布上渗着淡淡的一点消毒水痕迹。

“这份报告，如果你们愿意带走——不需要合同，不需要暖气，不需要工资——只要你们愿意把它带到你们的实验室去，让你们的工程师看到这些数据。”马尔丘克把报告推过去。“我们这里还有七个像他这样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有还没有做完的实验。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继续——基辅、莫斯科、新西伯利亚、香港、深圳——只要有一间温度不低于十度的实验室，只要液氦泵的密封圈不会在半夜冻裂，只要他们做低温测试的时候不用把大衣脱下来裹着设备。”

陈志明接过报告，没有翻看。他把报告递给翻译，让翻译把它和科洛廖夫的合同放在一起。那个密封的铝制手提箱里已经装了莫斯科约飞研究所、圣彼得堡约飞研究所、新西伯利亚半导体物理研究所的合同和实验数据——现在又多了基辅的这一份。

“库兹涅佐夫先生在哪里。”他问。

马尔丘克没有回答。那个戴眼镜的女研究员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从实验台那头传来——“他在走廊尽头的储藏室里。那是我们研究所最暖和的房间。因为里面有液氦泵的备用密封圈——库兹涅佐夫说那些橡胶圈不能冻，冻了就废了，以后泵坏了就没得换了。他把自己的大衣盖在密封圈盒子上，自己裹在角落里的一堆旧报纸里——没有暖气，但至少没有风。他现在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储藏室里写实验报告。两点之前太阳照不到储藏室，温度太低，笔握不住。两点之后太阳从窗户照进来——储藏室唯一的窗户被雪堵住了一半，但有一块三角形的玻璃没有破，阳光正好透过那块玻璃照在他的左手上。他写报告只用左手——右手要用来捂着冻僵的左手手背。”

陈志明推开储藏室的门。库兹涅佐夫坐在角落里，身上裹着一堆1989年的《真理报》。他的左脚搁在一个倒扣的液氦钢瓶上，脚上穿的不是棉鞋，是一双实验室的防静电拖鞋——那双拖鞋太大了，他用报纸塞在鞋头里，报纸从鞋尖露出来，泛黄的纸张上印着四年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他的右手捏着一支圆珠笔，笔芯快没油了，写出来的字迹断断续续，但每一笔都还是落在该落的位置。他的左手捂在右手背上，手指的关节冻得发红，但他的手背很白——不是冻白的，是阳光。那块三角形的玻璃窗投下来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手背上。

窗外的基辅，雪还在下。这扇储藏室的窗户正好对着安德烈耶夫斜坡——从圣安德烈教堂一直延伸到波迪尔老城区的石板路，积雪深厚，压断了路边白桦最细的那根枝条。白桦的树干没断。不管雪多大，树干还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