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明斯克。气温零下十九度。

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正门没有被雪封住。不是因为有人铲雪，是因为研究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门卫上个月辞职去了华沙，走的时候把大门钥匙挂在传达室的钉子上。钉子还在，钥匙没了。被谁拿走的没人知道，但大门从此没有锁过。反正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偷——实验室里最值钱的设备是一台1986年产的捷克斯洛伐克示波器，拆开来卖零件大概能换五条黑面包。但没有人拆。不是不饿，是饿惯了。

陈志明推开没锁的大门，走廊里有一股煮土豆的味道。不是从食堂飘出来的——食堂去年秋天就关了，炊事员把最后半袋面粉分给了研究所的家属。煮土豆的味道来自走廊尽头那间曾经用作工会活动室的房间，现在有人在里面生了一个铁皮炉子，烧的是实验室记录本的废纸。火很小，但至少能让围在炉子旁边的人把手烤暖。

“我找阿纳托利·格里戈里耶维奇·卡尔波夫教授。”陈志明对走廊里第一个遇到的人说。那个人裹着一件苏联空军的旧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羊毛絮。他用一种看外国人的眼神看了一眼陈志明，指了指楼梯。

“四楼。走廊最里面那间。门上的铭牌还在。”他说。“但他不在那里。他在阁楼。”

“阁楼？”

“阁楼的窗户朝南。下午一点到三点，太阳正好照进来。他把那里当成光学实验室——没有激光器，没有光学平台，只有一扇窗户和一面从报废的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反射镜。他每天早上把反射镜搬到阁楼上，用阳光当光源，做分光实验。他说——‘太阳不要钱。’”

陈志明爬上四楼。阁楼的楼梯是一架生了锈的铁梯，每踩一级都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呻吟。阁楼的木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橘黄色的阳光。和基辅那个储藏室一样——下午两点的太阳穿过一扇积了灰的三角形天窗，正好照在地上的一面圆形反射镜上。反射镜把阳光分成七种颜色，打在对面墙上。墙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用铅笔画满了光谱线的波长标记。那些标记很旧，有些被反复描过——最近的几个数字墨迹还是新的，是今天刚写上去的。

一位老人坐在天窗下的一把破藤椅上。他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实验室白大褂，手里捏着一截石墨条——不是粉笔，是石墨。石墨是从报废的干电池里拆出来的。他的手指全是黑的，指甲缝里嵌满了石墨粉，但他画在纸上的光谱线波长数字极其精确，小数点后第三位还在反复修改。不是手抖，是他在用阳光当光源的条件下，依然在追求小数点后第三位的精度。

“卡尔波夫教授。”陈志明站在门口。

卡尔波夫抬起头。他大概有七十好几了——头发全白，眉毛也是白的，但眼睛很亮。不是那种被岁月磨钝了的亮，是那种在实验室里花了三年时间用阳光当光源、用石墨条当铅笔，依然在修正小数点后第三位的人特有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