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会来。”他把石墨条搁在藤椅扶手上，用一块破布擦了擦手。那块布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变成铅灰色。在明斯克近郊这栋三个月没人领到工资的研究所阁楼里，外面走廊里飘着煮土豆的味道，而他面前这面从报废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圆形反射镜，镜面上没有一丝灰尘。不是因为阁楼干净，是他每天都会用自己白大褂的衣角擦镜面。衣角比镜面脏，但他每次都翻到内侧那面——只有内侧还用漂白粉洗过，只有内侧还是白的。

“莫斯科签了。圣彼得堡签了。基辅签了。全苏联最好的几个半导体物理研究所——约飞、列别捷夫、库尔恰托夫——你们都把合同送进去了。我以为明斯克太小，你们不会来。”

“明斯克不小。”陈志明说。“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分光学领域的基础数据，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用了二十年。你们的光谱线数据库是全世界最全的——不是之一。”

卡尔波夫低下头。阁楼里安静了很久。那面反射镜里的七色光斑在天花板上微微颤动，因为天窗外面的白桦树被风吹动，枝叶的影子在玻璃上轻轻摇晃。

“那个数据库——”他终于开口，“还在。硬盘还在转。研究所的电脑房里有一台1985年产的东欧经互会标准型电子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小，噪音很大，但它还在转。我们用了二十年时间，记录了从远红外到真空紫外的几万条光谱线。每一条光谱线都对应着一种原子或分子的能级跃迁。你如果问硅在液氦温度下的光致发光谱，我们的数据库可以在几十秒内给出精确到波数单位的结果。这些数据，如果从头做起，需要二十年。但我们的硬盘还能转多久——我不知道。这栋楼的供电不稳定。上个月跳闸三次，每次断电硬盘的磁头都会紧急停泊。这种老式硬盘的磁头停泊次数是有限的，如果停泊次数用完了——所有数据就没有了。二十年，几万条光谱线，全部消失。”

陈志明看着那面反射镜。镜面上七种颜色的光斑还在天花板上轻轻晃动。二十年。这个人在一栋供电不稳、供暖停了大半、门卫都跑了的研究所里，用一面从报废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反射镜，在冬天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阳光正好穿过天窗的六十分钟里，继续做他的分光实验。不是因为他还需要更多数据，是因为他不能停下来。停下了，就等于承认那几万条光谱线真的会消失。

“我们可以把整台硬盘连主机一起搬走。恒温恒湿无尘室，不间断电源。硬盘不会断电。”陈志明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份合同，放在反射镜旁边的地板上。只有一页。和前几份合同一样——实验室恒温，家人一起接走，住宿安排在大学旁边，不需要排队。

卡尔波夫低头看着那份合同。他拿起来，没有看条款，翻到最后一页，在签名栏里写了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不是在签合同。是把他用了二十年记录的几万条光谱线，从一个正在断电的国家，搬到一个不会断电的地方。他签完字，把合同推回去，然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下动作。

“我还有几个学生。”

“所有人一起走。你。你的学生。你的学生的家人。还有那面反射镜——那是你从报废的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