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26日。香港。

李家港在办公室里看完了新华社播发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打印机吐纸的声音停了之后，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动。窗外维港的货轮正在驶出港口，汽笛声很沉，像是有人在用一根很长的铁管敲钟。他把那几页纸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电话。

“通知所有高级管理层。今晚七点，紧急董事会。”

沈嘉仪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他站在窗前，手里端着那杯从来不换的白水。桌上摊着那份打印稿，边缘已经被手指捏出了折痕。

“南巡讲话。”她说，不是问句。

“从今天起，没有‘国内’和‘国外’，只有一个市场叫‘世界’。中国市场要全面开放了。”李家港转过身。“总部迁往浦东。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投资五个制造基地。与中科院全面深度合作。这三件事，在今年内完成。”

凌晨三点，创世纪大厦顶楼的董事会议室灯还亮着。沈嘉仪把那份连夜赶出来的三地五厂投资方案投影到屏幕上。地图上的红点标注了所有新厂选址——全部在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辐射圈内。上海来的传真说浦东那片地现在还是农田，农民在上面种油菜，田埂上还留着去年霜打过的棉花秆。但她在地图上把那些田埂圈进红线里的时候，手指没有一丝抖动。

会议结束后，李家港一个人站在窗前。对岸尖沙咀的钟楼指针指着凌晨三点十七分。他想起1978年那个暴雨夜，灵堂里只有福伯一个人陪着他。福伯把存折放在桌上，说老东家走的时候我以为李家完了。现在他知道李家有后。现在他知道这个后辈站在凌晨三点的会议室里，面对整个公司的核心团队，说——明天早上，我们要在上海。

1992年6月。上海浦东。

车队在泥泞的乡道上停了下来。前一夜下了雨，黄浦江边的泥土被水泡得松软，车轮陷进泥里。李家港推开车门，皮鞋踩进泥浆的声音让随行的上海方面陪同人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没有在意，走到一片油菜田前面，看着黄浦江对岸的万家灯火。那边是外滩，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大理石建筑在夜色中亮着金色的轮廓灯。这边是浦东，没有路灯，没有柏油路，只有田埂和蛙鸣。江风吹过，带着黄浦江特有的淤泥气息——那是上游太湖流域冲下来的泥沙沉积在江湾里，被潮水反复浸泡后发出的气味，有一点点腥，但不是海腥。

“这里。”他指着脚下的田埂，“将是中国下一个曼哈顿。”

上海市长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他看过创世纪的规划图——不是一栋楼，是一片完整的半导体产业园。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全部放在浦东。配套的还有一所联合实验室，挂牌“中国科学院-创世纪集成电路联合研究院”。

“李生，你确定要把总部从香港迁到这里？浦东这片地现在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李家港没有直接回答。他看着对岸外滩那排殖民时代的大理石建筑，英国汇丰银行的穹顶，海关大楼的钟，和平饭店的绿色铜屋顶。那些楼的每一块花岗岩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压舱石。一百年前英国人的商船载着鸦片和棉布从利物浦出发，空船吃水太浅过不了好望角，就在底舱装上石头压船。到了上海把鸦片和棉布卖了，把石头卸下来盖楼。那些花岗岩还在，上面的英文字母还清晰可辨——“HSBC. 1923.”

“这条路不需要我一个人走。这个国家——会用三十年走完别人三百年的路。”

1992年9月。深圳。创世纪半导体产业园一期工程开工仪式。

福伯坐在轮椅上，被阿强推着停在工地边上。他的腿已经不太能走了，但他坚持要来。他说这是李家电器厂变成创世纪集团之后，他第一次看到工厂开工。不是收音机工厂，不是电视机工厂，是芯片工厂。他做了五十年收音机，从上海做到香港，从电子管做到晶体管，从晶体管做到集成电路。现在他要看他的少爷把集成电路工厂建在深圳这片曾经是稻田的土地上。

阿强蹲在轮椅旁边，指着远处的打桩机说那些桩要打到基岩层，每一根桩的承载力都超过了普通建筑的规格。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因为福伯耳朵背了，也因为打桩机的声音太响。但他每说一句，福伯就点一下头，不是听到了，是看到了。他看到那台打桩机第一锤砸下去的时候，整个工地都震了一下。水泥地基上的浮灰被震起来，在早晨的阳光下像一层金色的雾。

李家港站在工地的最高处。他看着眼前这片被推土机推平的红土地，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另一片土地。1978年，他在深圳选第一个境外加工厂地址的时候，特意选了一所技校旁边。他把中周变压器的图纸无偿捐赠给内地的国营无线电厂，在技校开了第一期电子培训班，阿强是第一批讲师，第一批学生只有六十个人。现在那所技校已经变成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那些学生中有人已经成为了创世纪在深圳工厂的车间主任、工艺工程师、品质主管。他们今天都站在工地上，穿着创世纪的蓝色工装，胸前印着那只展翅的凤凰。

他从口袋里掏出爷爷的笔记本。扉页上“科技救国”四个字被时光磨得微微模糊。他翻开第一页，爷爷的笔迹还清晰可辨——“1937年。在上海组装第一台收音机。”他抬起头，看着那片被推土机推平的红土地，在心里说了一句话——爷爷，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