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小礼堂。

这间小礼堂建于1954年，中苏友好大厦落成前，是上海市委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木质地板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窗户是钢框的，玻璃很厚，透进来的阳光被切割成方方正正的光斑落在地板上，边缘锐利得像用刀裁过。墙壁上挂着一幅褪了色的上海市地图，出版年份是1949年——苏州河以北是闸北，以南是南市，浦东是一片空白。李家港站在那幅地图前面，看了很久。他想起昨天在浦东田埂上看到的那片芦苇丛，但1949年的浦东连芦苇都没有画上去。那时候的地图只在空白处写着一行字——“浦东，属川沙县。人口约三十万。以农业为主。”现在那行字被一块新的铜牌盖住了，铜牌上刻着——“上海市浦东新区。1990年4月18日批准设立。”

市长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规划草案。他已经连续开了七个会，领带歪了，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胡茬，但眼神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熬夜熬出来的，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忽然看到出口的亮。

“李生，张江半导体产业园的土地指标批下来了。不是分期批——是整块。这块地的性质从农田变更为工业用地，在三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审批流程。市规划局、土地局、经委、计委——每一个部门都在报告上写‘同意’。不是被催着写的，是主动写的。我从来没有在上海的行政流程中看到过这么快的审批速度，大家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

李家港接过规划草案。他昨天在浦东的红土地上用鞋底感受过它的承载力——长江用一千年帮浦东铺好了地基。现在轮到他们盖楼了。

“这条路不需要我一个人走。”他放下规划草案，看着市长。“这个国家会用三十年，走完别人三百年的路。”

市长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叶是龙井，已经泡了三道，水是温的。他放下杯子，看着地图上那片没有画出来的浦东。三十年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学生，在课堂上听教授讲上海的城市规划。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黄浦江，江这边是市区，江那边是一片空白。教授说浦东的地基承载力比浦西高，但因为隔着一条江，上海的城市发展一直在向西延伸，从来没有越过黄浦江向东。现在这条江终于被跨过了。不是被教授的黑板跨过的，不是被规划图纸上的红线跨过的，是被一群人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审批流程的决心跨过的。

“李生，你第一次来浦东的时候，这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现在你指着这片田埂说这里将是中国的下一个曼哈顿。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没看到的。”

李家港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不是规划图，不是效果图，是一张黑白照片——1937年，上海，一个年轻人在闸北一间棚屋里组装收音机。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1937年。在上海组装第一台收音机。”字迹很旧，但每一笔都还能认得出来。

“这个年轻人——是我爷爷。他在这间棚屋里组装了第一台收音机。然后日本人来了。他把收音机拆成零件埋在院子里，带着烙铁和线路图逃到香港。他在香港重新开了一间电器厂，在日军占领期间秘密为抗日力量修理电台。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科技救国’。他没有看到浦东。他1937年离开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这边是租界，那边是农田。他的儿子——我父亲——1978年站在香港的厂房里，手里拿着一张破产通知书。他也走了。现在，”他把照片放在规划图旁边，“我回来了。不是回来投资。是回来站在我爷爷站过的地方——这条江，我爷爷1937年渡过去的时候是逃难。我父亲1953年渡过来的时候是谋生。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回家。”

市长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打桩机的声音，从浦东方向隐隐约约传过来，很沉，像是有人在用一根很长的铁锤敲击长江千年来沉积下来的黏土层。

李家港把照片翻过来，背面那行字在阳光下泛着一点灰黄色的光——“1937年。在上海组装第一台收音机。”字迹是钢笔写的，墨水渗进相纸纤维里，每一个笔画都像一道被刻在硅片上的线路。他想起爷爷笔记本上那些关于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技术预见，想起父亲站在破产厂房里手里那张通知书，想起1978年暴雨夜灵堂里只有福伯一个人陪着他。三十二年，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从收音机到芯片。爷爷没有看到。父亲没有看到。但他们一定知道。因为科技救国这四个字，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刻在血脉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