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上海浦东。张江半导体产业园。

早晨的雾还没散。长江冲积土被春雨泡了整整半个月，表层黏土吸饱了水，踩上去会发出一种很轻的咂咂声，像是脚下的土地在喝东西。工地边缘的芦苇丛里还有蛙鸣，不是夏天那种此起彼伏的合唱，是零星的、小心翼翼的几声，像是冬天没走干净的青蛙在试探水温。

李家港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面前是一块用红绸覆盖的奠基石碑。碑身是花岗岩，从浙江温岭的采石场运来的，石匠在碑面上刻了一行字——“创世纪半导体产业园。奠基。一九九三年三月。”字是手工刻的，凿子在花岗岩上留下的痕迹很深，每一笔都能摸到棱角。他左边站着上海市长，右边站着中科院副院长。市长昨夜几乎没睡，凌晨还在办公室修改今天奠基仪式的讲话稿，眼睛里还有血丝，但站姿笔直。中科院副院长把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最核心的课题组名单全部带来了，不是来做样子的，是要在奠基仪式结束后直接和创世纪实验室对接联合研究院的课题申报。

台下站着几百号人。有浦东本地被征地后第一批穿上创世纪蓝色工装的农民，他们站在泥地里，工装裤腿还沾着昨天雨后的泥点；有从深圳工厂坐了一夜火车赶来的老员工，他们胸前印着那只展翅的凤凰，有些人还穿着1980年代创世纪电子厂时期的旧款工装——左胸口袋上方的“创世纪”字样是繁体字，已经洗得褪色发白；有阿尔费罗夫教授和科洛廖夫教授——两位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并肩站在泥地上，阿尔费罗夫还是坐着他那把从圣彼得堡带来的金属折叠椅，扶手上的锈迹在上海三月的晨雾里泛着暗红色的光；有从深圳技校时期就跟随他的那批技术骨干——六十个第一批培训班学生中已经有人成长为车间主任、工艺工程师、品质主管，他们站在老员工方阵的最前排，胸前别着创世纪第一批员工编号的银色徽章。还有林知夏——他没有和阿尔费罗夫站在一起，而是站在最后一排，手里捏着那截只剩两毫米的粉笔头。他低着头，盯着脚下的泥地。但他的手没有插在口袋里——他的社交障碍让他没法在这种场合抬头挺胸，但他选择站在这里。

阿强推着福伯的轮椅，停在主席台右侧最靠近奠基碑的位置。福伯今天穿了一件新工装——不是买的，是阿强让深圳工厂的制衣车间用最后一批国产的确良布料给他做了一件和当年李家电器厂一模一样款式的工装，左胸口袋上也印着繁体字的“创世纪”。福伯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老，是因为那件新工装上的繁体字和他压在箱底的那件老工装上的字一模一样。

市长走到麦克风前。他的讲话稿很短，短到只有一页纸，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浦东的黏土层里挖出来的——“今天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第1078天。1078天前，这片土地上只有芦苇、蛙鸣和农民赤脚踩出来的田埂。1078天后，这里将有一座半导体产业园拔地而起。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工厂，这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石。感谢创世纪集团。感谢李生。你爷爷1937年在上海组装第一台收音机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五十六年后他的孙子会回到这片土地上，建起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工厂。”

李家港走到奠基石碑前，没有讲话稿。他看着台下那些沾着泥浆的工装、那些洗得褪色的繁体字、那把从圣彼得堡带来的生锈折叠椅、那截只剩两毫米的粉笔头、坐在轮椅上手指发抖的福伯——然后抬起头，看着黄浦江对岸外滩那些殖民时代的大理石建筑。汇丰银行的穹顶、海关大楼的钟、和平饭店的绿色铜屋顶，每一块花岗岩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压舱石。那些石头在这里压了一百年。

“这栋大楼——”他指着身后那张总部大楼的设计效果图，声音不大但很稳，“正对黄浦江。和外滩那些殖民时代的建筑隔江相望。大堂地面不铺大理石——铺上海老城厢拆下来的青砖，每一块砖都标上原址门牌号。那些门牌号是从哪里来的：南市乔家路、老西门、董家渡，这些弄堂已经被拆了，但砖还在。我们把砖捡回来，铺在大堂里。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让每一个走进这栋楼的人，踩在脚下的不是意大利进口大理石，是上海人踩了一百年的青砖。那间房在顶楼——不挂牌子，不设门禁。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站在窗前，吹江风。”

他停下，回头看了一眼对岸外滩那排殖民时代的大理石建筑。海关大楼的钟正好敲响十点整，钟声越过黄浦江，在浦东的工地上回响。“一百年前，站在那排楼里的人往下看，看到的是黄浦江上的英国商船。一百年后，站在这栋楼里的人往下看，看到的将是张江半导体产业园的灯火。”

他弯下腰，拿起铁锹，铲起第一锹土。长江冲积土在三月春雨中粘成一团，铁锹插进去的时候发出一种沉闷的噗声，那是黏土被切开时特有的声音。他把土扬在奠基石碑的基座上。沈嘉仪站在台下第一排，手里拿着一份刚传真过来的文件——苏州工厂的地基检测报告。报告上的数据她已经在来的车上看了三遍，全部达标。她把报告合上，没有鼓掌，只是用文件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阿强用那双在车间噪音中听了二十年的耳朵听着铁锹切开黏土的声音，嘴角动了一下，然后俯身在福伯耳边大声说——“地基没问题。比深圳那边还要好。浦东这土，适合打桩。”福伯点了一下头。